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規律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以曲藝曲種的保護為例

　　吳文科

　　在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現代化的洶涌浪潮下，從維護人類文化多樣性和捍衛世界各國的文化主權、強化不同民族的文化身份、促進人類社會健康和諧發展的大前提出發，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2006年正式生效為標志，保護包括口述傳統、表演藝術、風俗禮儀和節慶、傳統手工伎藝、關于自然界和宇宙的傳統知識與實踐、以及相關文化活動空間在內的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然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中國作為有著5000年未間斷傳統的文明古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最早締約國之一，其中央政府于2005年連續下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和《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對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內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進行了全面規劃和重點部署。提出了通過政府主導，逐步評審公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建立由國家、?。ㄗ灾螀^、直轄市）、市、縣四級構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體系，和將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作為國家“文化遺產日”等具體的保護工作思路。從而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確立為國家意志，體現為政府行為。這是新世紀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也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思路。我們有理由為此感到振奮和歡呼。
　　但是，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還存在著許多思想認識上的模糊，和操作實踐上的偏誤。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有些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人群與團體，包括個人與機構，常常會比較狹隘功利即實用主義地從各自不同的立場、認識、角度甚或利益出發，進行所謂的保護工作。其結果，不僅可能導致出現由于重復勞動或實用功利而事與愿違的后果，而且可能導致出現由于只從各自不同的學科領域或者門類劃分入手，對許多原本“整體性”很強的文化事象進行“盲人摸象”式的認識與對待，最終導致出現保護資源的極大浪費和工作效率的大大降低，甚至保護效果的南轅北轍。
　　為此，在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時，注重并強調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規律，按照保護工作的自身特點，實施統籌協調的科學保護，即在明白“為何保護”和“保護什么”之后，特別關注一下“如何保護”和“怎樣保護”的問題，就顯得極為迫切和重要。

　　一

　　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當代生存狀態，情形也很復雜。其中的許多文化事象，尤其是那些具有綜合性特征的文化事象，其內部的構成更是豐富多樣。這就決定了在對其實施保護的過程中，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也不可能是單一的，而必須是全面的和有機的。
　　比如，對于傳統表演藝術中曲藝曲種的保護，就不僅要根據不同曲種的生存和發展現狀，實施不同手段的保護――對于那些具有較強藝術生命力但創演比較低迷的相聲、評書、二人轉、粵曲和蘇州彈詞等等，要著重從培養人才和推動創演入手加以扶持；對于那些有著深厚群眾基礎但演出市場不健全，且人才匱乏的北方鼓曲如京韻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等，要著力幫助培育市場、培養觀眾，并從傳人培養和創新節目等方面加以扶持；而對那些長期不見演出且傳人匱乏、又缺乏專業團體而瀕臨失傳的曲藝品種，則要積極關注、主動發掘，不僅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對現有老藝人擅演的節目進行錄音錄像和記錄整理，而且要通過采訪、記錄和拍照、搜集，整理留存這些曲種的歷史、藝術與文物檔案。即使這些曲種真的失去在今天繼續存在的生命力了，也能全面完整地保留一份有關其藝術和歷史的真實“記憶”，保存一份使其藝術隨時有可能恢復生命、或其中的某些元素能被繼續加以吸收利用的珍貴文化“基因”。而且，要根據不同曲種藝術構成的自身特點，實施切合實際地保護――如對徒口講說的評書評話類曲藝，要重點培養青年傳人并錄制保存老藝人口存的傳統節目，有條件的要整理出版，包括出版音像資料；對說唱相間表演的彈詞鼓書和漁鼓琴書類曲藝，既要重點培養青年傳人并錄制保存老藝人口存的傳統節目，又要著重采錄其間蘊藏的唱腔曲調，記錄總結說唱表演包括樂器伴奏的特殊技巧；對似說似唱韻誦表演的快書快板類曲藝，要特別重視其藝術表演的技巧保存和即興編演的傳統繼承，尤其對其曲本創作的文學技巧，要給予特別關注，以傳承和留存蘊涵其間的特殊技藝和智慧；對歌唱表演的鼓曲唱曲類曲藝，要在培養表演傳人和扶持創演的同時，特別重視伴奏人才的培養，促進其藝術的全面傳承和健康發展。
　　同時，在對曲藝曲種的藝術構成本身進行符合實際的科學保護之外，還要努力營造適宜曲藝曲種健康生存和良性發展的文化生態。要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積極利用一切社會資源，包括從知識普及、教育傳承、學術研究和編輯出版等各個方面入手，通過切實的工作，努力創造具有現代文化發展條件的曲藝藝術傳承機制。特別要有針對性地開展相應工作。比如，曲藝教育在現代高等教育產業鏈條中的“缺位”，各級各類媒體中曲藝編輯人才的匱乏，全國沒有一本專門的曲藝學術刊物的狀況，和現代常規教育包括博物館建設中曲藝類知識的常常被忽視，等等，都使得對于曲藝曲種的深刻有效保護，缺乏相應完善的有機手段和符合需要的外部環境。
　　基于這樣的目標和認識，則我們對于曲藝曲種的保護，“頭疼醫頭”和“腳疼醫腳”式的措施，效果肯定不會很好。也就是說，不從曲藝發展的客觀實際和現實需要出發，采取全面科學的有效措施，僅僅就事論事地孤立實施片面的保護，效果一定不會是最佳的。為此，在實施保護的過程中，必須要求有關方面從全局高度予以科學地規劃和有效地把握，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包括政府和社會的多方面積極性，統籌兼顧，整合資源，相互配合，科學推進。只有如此，才能協調一致；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實現良好的愿望。

　　二

　　而由于門類劃分的切割和學科范疇的限定，對于許多相互關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最易出現因被人為“肢解”或“分拆”保護而帶來的種種遺憾。
　　比如，曲藝和民間文學中的許多作品，有著十分密切的內在關聯。僅以最為著名的“中國少數民族三大英雄史詩”――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的《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為例，它們無一不是這些民族傳統曲藝相應曲種的經典節目及其曲本。其中，《格薩爾王傳》是藏族曲藝“嶺仲”的看家節目及其曲本；《江格爾》是蒙古族曲藝“陶力”的看家節目及其曲本；《瑪納斯》是柯爾克孜族曲藝“柯爾克孜達斯坦”的看家節目及其曲本。從歷史淵源去看，這些曲種與這些看家節目及其曲本，實際上互為表里。這些曲本的形成過程，也就是這些曲種的形成過程。亦即對于這些英雄史詩的創作豐富和完善傳承過程，就是這些曲種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換言之，所有這些英雄史詩，都是上述曲種的歷代藝人，在長期的說唱表演過程中，不斷地口頭創作、口頭表演和口頭傳承而逐漸地豐富和發展形成的。這些節目的演出腳本即曲藝曲本，被記錄整理出來，作為民間文學去看待和研究，當然沒有錯。而且，民間文學界在過去百年中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對于這些曲藝曲本的記錄和整理，對于保存這些曲種的藝術傳統，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明白這些關聯，在今天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我們就不能由于這三個少數民族的英雄史詩，在2006年6月由國務院核準公布的“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被列入了“民間文學類”，傳承其文學傳統的載體，即藏族的“嶺仲”、蒙古族的“陶力”和柯爾克孜族的“柯爾克孜達斯坦”三個曲種，由于種種原因尚未申報和公布，便只注重對這三個英雄史詩的保護，而忽視甚或忽略對于傳載這些史詩的曲藝曲種的保護。亦即在實施此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時，便不能只去片面地保護“雞蛋”，而忽視乃至忽略那些下蛋的“母雞”！事實上，正如我們都不會含糊的那樣，對于產蛋“母雞”的保護，肯定要比對于“雞蛋”的保護更為重要。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無可置疑的。因此，在實施此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從文化自身的內在關聯和自身規律出發，進行科學有機地保護，避免片面簡單地僅從某個學科角度或局部事象出發進行保護。否則，不僅會使保護工作墮入“舍本逐末”的尷尬局面，而且會給保護工作帶來重復勞動和資源浪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不僅如此，許多曲藝曲種還因“多屬多棲”，或者說還因“一樹多枝”，即在同一種稱謂中，實際蘊涵著多種文化屬性。典型如主要流傳在東北地區的“二人轉”，流布于山西、陜西、河北和內蒙古交界處的“二人臺”，以及形成并主要流布于四川和重慶等地的“諧劇”等等，其間既有曲藝形態的表演形式和節目，也有民間小戲形態的表演形式和節目，更有邊舞邊唱（“走唱”）或邊耍邊唱（“耍唱”）的情形。（即具有極為鮮明的舞蹈和雜技因素）這是民間藝術不以門類去框范自身所表現出的“一樹多枝”的“原生態”特點，也是現代學科劃分為了認知的方便和研究的需要，對此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不同屬性專門規范的結果。但在對其實施保護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全局性的統籌和規劃，致使出現各個門類和學科之間，因“自說自話”而導致“盲人摸象”，或“各行其是”而造成工作重復和資源浪費，乃至僅僅從一屬一棲的角度加以保護，而無端忽視或忽略其文化蘊涵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就極有可能會在實施保護的旗幟下，因只重視一端而合法地遮蔽、剝奪甚或加速其它功能與價值的消失乃至消亡。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也是與我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初衷相背離的。為此，針對此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一定要從文化事象自身生態的內在關聯中，探尋科學有機的實施措施。決不能由于門類的劃分和學科的切割，造成工作資源的無端浪費，帶來保護效果的南轅北轍。
　　而曲藝藝術本體構成的綜合性特點，更使對其曲種的保護，有可能會在多個學科向度上展開。如前所述，許多曲藝曲種的保護，不僅會與“民間文學”和“傳統戲曲”等等發生關聯與“重疊”，而且會與“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美術”和“雜技與競技”等等發生關聯乃至“重疊”。尤其是對“民間音樂”的保護，不僅會與曲藝曲種保護中對“曲唱音樂”（或謂“曲藝音樂”或“說唱音樂”）的保護相重疊，而且會與戲曲劇種保護中的“戲曲音樂”保護相重疊。因而，對于此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一定要有全局高度的統籌和協調，以使能夠合理配置工作資源，防止造成保護性破壞。

　　三

　　以上主要是從文化事象的內部構成與外部生態角度，所進行的保護手段必須統籌協調的思考。而從每一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構成元素的不同存在形態和延展方式去看，實施不同方式與相應手段的保護，也是十分必要的。
　　比如，對于曲藝曲種的保護，也不能只是專注于對其藝術本體進行自身傳統的傳承與弘揚。同時還要注重對其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編輯出版，注重對其演出節目尤其是傳統節目包括音樂唱腔的采錄和保存，注重曲種藝人的扶持和培養，注重曲藝演出場所的建造和維護，注重曲種文化知識的傳播與傳承。而且，同樣要采取相應配套的措施，不能只顧一頭，忽視其它；也不能對生存狀態很不相同的曲種，采取“一刀切”的保護措施。相應地，對于那些群眾基礎深厚，只是人才匱乏且創演疲軟的曲種，要從傳人培養入手，加大資金投入和創演補貼；對于那些瀕臨消亡的曲種，要加緊搶救，盡量利用現代化手段，通過采錄保存現存藝人的擅演節目和口述資料，留存其基本的“藝術基因”，以為“恢復”和“利用”的資源；而對那些歷史上曾經存在但已消亡的曲種，要搜集發掘其曲本和文獻，編輯出版其藝術史料，存留其“歷史檔案”。而從更大的范圍去看，國家各級各類教育機構和新聞出版系統，有責任有義務通過專業設置、教材編寫和出版宣傳等手段，將對包括曲藝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及其傳播，納入人才培養的內容和社會服務的體系，以共同建構和營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良好機制與輿論氛圍。也只有這樣，我們所進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才會形成有機的整體，收到良好的效果。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和考慮，筆者認為：對于任何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都不能狹隘地作門類或學科意義上的簡單對待，更不能孤立地進行“盲人摸象”式的單兵突進，或者“一葉障目”就事論事式的片面操作。只有從觀念意識到規劃實施都能夠做到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規律辦事，按照保護工作的自身特點操作，分類實施，對癥下藥；多種學科，協調配合；統籌兼顧，科學推進。將搶救瀕危、扶持困難、認定價值和產業發展區別開來，將搶救性保護、扶持性保護、鼓勵性保護和肯定性保護區別開來，將全面統籌、科學規劃、組織協調和關聯保護結合起來，避免各自為陣和重復勞動，避免事倍功半和事與愿違，則包括曲藝曲種在內的整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才能統籌兼顧，科學展開；也才能良性推進，健康發展。而要切實做到這些，從國家規劃到政府主導，從多方努力到相互配合，從各有專攻到協調呼應，都應該有一個宏闊的視野和大局的意識，有一種科學的頭腦和戰略的眼光，有一份理性的態度和文化的情懷。惟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人類幸甚！文化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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