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代表性”，就是“文化多樣性”的表達，2003年《公約》的新精神，就在于把“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化多樣性”聯系起來，在2001年《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的基礎上，以法律的語言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多樣性的熔爐和可持續發展的保證”。于是，我們在世界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三次評選中看到，南北方國家在文化遺產名錄中的“不平衡”現象得到了大大的扭轉。然而，由于一部分國家（主要是北方國家）堅決不放棄1998年《宣告》中“杰作”的標準，對峙的雙方（南北國家）形成了妥協，表現為：把《人類口頭及無形文化遺產杰作宣告》中的“杰作”標準，整合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錄”中?！敖茏鳌焙汀按硇悦洝眱蓚€標準被同時容納在公約的框架內，這一方面增加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則無疑使認定本身，變成了不同價值標準角逐和沖突的戰場。

對上述領域發生的政治斗爭，無論在中文版的《宣告》和《公約》中，還是在中文世界各類相關文章中，我們都沒有看到應具有的最起碼的意識和敏感?！叭祟惪陬^及非物質遺產杰作”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名錄”中的相關觀念，都被不加區別地譯成了“代表作”，這一混淆絕非僅僅是無關痛癢的概念錯誤，而且將嚴重影響我們的實踐。

具體而言，第一，在非物質文化領域無法辨識“杰作”與“代表性”標準之間的差別，將使我們在國際領域的文化政治斗爭中喪失宏觀的視野和靈活的立場，既與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不相稱，也難以做出與中國國家利益一致的正確判斷。

其次，把“代表性”誤讀為“代表作”，將使我們再一次失去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之真精神的機會，導致我們把不可分割的人類活生生的多元文化實踐，傾向于按物質文化遺產的方式肢解成一件件孤立的“作品”，導致它的博物館化和木乃伊化，最終喪失它們的活力。

最后，鑒于中國在國際上兼具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第三世界大國、在國內則形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五十六個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共存的雙重身份，以“杰作”和“代表性”并存的多元思考方式，將給我們提供更加得心應手的思想武器，使我們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事務上，都能以辯證的方式從容應對，從而為建設一個更加和諧、公正和多元的中國與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