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政府層面來說，應將“政績訴求”上升為政治訴求，從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的高度來看待非物質遺產保護工作，認識到非物質遺產保護與我國的國家文化安全和民族認同息息相關。各級地方政府都應該在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和國務院《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這兩個文件的基本框架內，架構自己的具體的非物質遺產保護思路。而不是從本地區、本單位乃至個人的短期行為和政績需求出發，來考慮非物質遺產保護保護問題。為此，各級立法機關必須加強和加快非物質遺產保護的立法工作，明確職責和分工，確定具體的保護體制和法規，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列入政績考核中。

更為很重要的是，各級政府應該認識到文化問題的特殊性。目前有不少省份提出打造“文化大省”的口號。動機也許不錯，但方法卻大可商榷。因為文化從來就不是打造出來的，而是一個自然生長的活態過程。文化是一棵樹，不是一架機器，需要的是細心的照料和精心的呵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一旦消亡或流失，就永遠無法恢復或再生。應當認識到，民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很豐富，但也很脆弱，在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大多處在瀕危狀態中，政府目前要做的工作是借助這次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風，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到對非物質遺產保護的修復上來，精心呵護民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鼓勵民間自發地培育和發展出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生態環境。對于同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多重申報主體，政府應耐心聽取專家論證，理清不同申報主體之間的利益訴求，協調好相互之間的關系。

其次，從學者這個層面來說，應將理性的學術化的訴求轉化為具體的感性的調查研究，切實做好對民間非物質遺產保護項目的普查工作。非物質遺產保護工作者一方面要拋棄一切學理上的先入之見，放下架子，深入民間，尊重民間的習俗和做法，尊重民間的首創精神，不能采取拔苗助長或移花接木的方法，用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方法強行將民間的思路和做法納入自己的學術框架。另一方面，又要因勢利導，將民間的素樸的文化訴求逐漸上升到文化自覺的高度，讓民眾充分認識到本土的民間智慧和地方性知識，在全球化時代所具有的價值和文化意義。

總之，無論是政府還是學界都應清楚認識到，非物質遺產保護的真正主體和主人是民間，是大眾，政府和學者都是為大眾服務的。政府應做和能做的工作是給民間提供一個寬松的環境和一定政策和財政上的扶持，而不是以是否有利可圖為標準，強行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占為己有，作為自己政績工程的一部分。學者應做和能做的工作是深入民間進行客觀的調查，而不是帶著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成見或偏見，改造甚至扭曲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己所用。從根本上來說，政府和學者的目標是一致的，即從加強民族凝聚力和重構民族精神的大局出發，調動民間參與文化自我建設、自我修復的積極性，建立起一個豐富多樣的、和諧發展的、良性互動的文化生態環境，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的文化復興，為保護全人類的文化多樣性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