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辭鄙俚，莫過于諺”。[1]通俗、凝煉的諺語是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下層大眾在認識自然，適應社會的過程中對生活經驗和人生哲理的概括和總結。它雖通俗卻非常凝煉，正如高爾基所說：“最偉大的智慧是在語言樸素中。諺語和歌謠總是簡短的，然而在它們里面卻包含著可以寫出整部書的思想和感情”。
??[2]而我們漢民族極為豐富的諺語里，更是積淀著我們民族的智慧、情感、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本文試圖透過漢諺來探討一下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心理結構。

“葉落歸根”與血緣基礎以及鄉土意識

諺語曰：“表兄表弟，大似皇帝”，“除了娘舅無大客”，“除了親家無大客”，“三輩子忘不了老娘親家”。
??“皇帝”在幾千年的封建統治的舊中國一直是作為“圣上”、“天子”被世人所崇拜、所敬畏著，而諺語卻說它小似表兄表弟，非屬大客。這一出格對比足見漢族人是何等地重親?！熬龖殉贾?，父慈子孝”，“打老子罵娘，天下反常”，“孝敬父母不怕天”，“孝順公婆自有?！?，“子孝父心寬”，“子不言母丑”。
??漢族人不僅重親，而且貴孝。不孝則“反?！?，孝則“不怕天”，而且老天爺自然會降福于你?！盎实邸敝^天之子，可見“天”在漢族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然而它同樣不及“孝”。這種重親、貴孝的心理便構成了漢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一個重要根基――血緣關系。它與儒家仁學的一個重要支柱――血緣基礎是一脈相承的：“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
??而由“人人有姐妹，個個有六親”，到“親望親好，鄰望鄰好”，已不再是作為基礎的“親親”，而是這一心理的深化、擴大化而形成的漢族人的十分獨特的邦派心理?！俺杏腥撕米龉?，廚房有人好吃飯”，“拳頭朝外打，胳膊朝里彎”，“一人有福，帶連一屋”，“一人犯法九族滅”，“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在朝，百人攜帶”。
??從官場到廚房，從升天到滅族，可以看出漢族人寵大的邦派網。這一邦派網頑固地維持著既成的秩序，壓制著新生事物，嚴重阻礙著社會的發展。這種邦派網及邦派心理在當今社會仍有極大市場。

漢族人常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金窩銀窩，不如家里草窩”，“美不美，家中水；親不親，故鄉人”，“他鄉雖好，終非久留之地”，“窮家難舍，鄉土難離”，“水流千里歸大海，人走千里回家來”。
??以上前兩例是遠距離對比，揚中抑，抑中揚，從而得出絕對的判斷，家中水最美，故鄉人最親。這就是根植于血緣基礎上的早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到漢民族每個人細胞中的鄉土意識。而樸素、勤勞、重親的漢族人在對自然界的認識中更堅定了這一意識。從“落葉歸根”到“游子思鄉”；從“水流千里歸大海”到“人走千里回家來”，其間的聯想是非常自然的，而又是極其深沉的。
??無怪乎孔子曾諄諄告誡人們：“父母在，不遠游?！倍娙速R知章則更深有感觸地嘆道：“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蓖瑫r，正是由于鄉土意識與邦派心理二者皆導源于血緣基礎，所以，二者有著密切的聯系。諺語中不是常說“好漢護三村，好狗護三鄰”和“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嗎？

諺語中既體現了漢族人重親、貴孝的心理和鄉土意識，同時也有這方面的大量的描述：“門前拴上高頭馬，不是親來也是親；門前有了討飯棍，骨肉之親不上門”，“朋友沒錢不朋友，親戚沒錢不親戚”，“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親是親，財是財，鬧了親戚從財上來”，“親兄弟，明算帳”。
??權則親，錢則親；無權則無親，無錢則無親的因果聯系以及二者之間的鮮明對比，足見漢族人的血緣基礎是與現實的物質功利相聯系的，即“親兄弟，明算帳”。這種物質功利性是由幾千年來一直如此的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決定的。封閉的自然經濟決定了社會財富的不富足，小生產勞動者只能以溫飽作為目的，他們之間的交換也只能是“投我以李，報之以桃”式的平等互換。
??所以，墨子說：“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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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國的經濟水平比起發達國家和世界中等水平的國家還處在較低的層次，目前在我國以道義為特征的倫理調節在分配體系中還處于初級水平，力量還很微弱，但這種調節在分配領域中不僅存在，而且還將隨著市場經濟的規范和配套政策的完善其要求和比重會越來越大。在現階段我國的分配體系是圍繞著分配制度運行的，這一體系的運作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來相配套，也需要以有效的調控手段來保障各種利益關系的實現。
??本文試圖從我國分配制度中倫理調節的地位、政府調控的倫理導向、企業利益的倫理調節、個人利益的倫理調整等方面進行分析和闡述。

一、我國分配領域中倫理調節的地位

在經濟體制轉型改革之前，國家在分配領域的調控手段主要采取政府行政調控和倫理調整的手段，以道義為目的的調整在分配體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當然，這時的倫理調整更多地是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人們的自覺謙讓為表現形式?，F在當社會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不僅非公有制經濟得到空前發展，而且公有制經濟本身也在不斷地適應市場經濟的特點，產生并出現了股份制經濟等形式的所有制經濟體制時，當分配涉及國家、企業（集體）和勞動者個人以及多種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時，當社會收入分配造成貧富兩極差距擴大時，國家如何針對實際存在的矛盾和差異，采取配套的政策和措施進行調節是十分關鍵的。
??然而，由于國家的政策措施的配套跟不上分配制度的變化，道義調節的作用逐步被忽視，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功利為中心惟利是圖的價值取向存在，有些人為了圖謀利益敢于踐踏法律和人格，使得在分配領域需要從調節手段上來研究分配體制的運行。

目前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不僅需要市場法則及經濟規律客觀的調整，也需要政府運用行政和法律手段作出的剛性調控，同時更需要運用道義手段進行的深入內在的倫理調整。
??如果說客觀的調整和剛性的調控是分配體制運作過程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力量，那么，道義調節則起著深層協調的作用。然而現實的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分配不公的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為以鉆政策的空子賺取非法收入的行為，因社會腐敗行為而加劇的貧富兩極分化的擴大等狀況，這反映出經濟發展了而對人思想觀念具有滲透力的意識形態的引導卻出現滯后，其結果使原本的價值目標和理想虛化、信仰和情感淡漠。
??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弱化，使分配領域中道義的地位退化，這是矛盾和問題存在的關鍵。對此，如果僅靠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是不夠的，必須增加倫理調節的力量，通過強化道義調整在分配中的地位，以社會價值目標理性標準和個人價值目標的責任意識來確立完善和加強社會意識形態的引導力，運用市場調節、政府宏觀調控、倫理調整這三者的有機結合，從外在強制與內在自覺的結合及他律和自律手段的運用上，來解決收入分配中的利益調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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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曾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在市場經濟中，人們通常把市場進行的分配稱作第一次分配，把政府主持下的收入分配稱作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按市場的經濟效益進行分配的，第二次分配是按照政府收入調節的目標，通過收入調節政策進行的。他認為在這兩次分配之后還存在著第三次分配——基于道德信念而進行的收入分配。
??他把這第三次分配稱為是在道德力量作用之下，個人收入轉移與個人自愿繳納與捐獻的范圍內存在的較廣泛的分配。比如說，個人自愿為家鄉建設捐贈，為殘疾人福利組織捐贈等，這些都是非強制性的與道德有關的行為。筆者在贊同這一觀點的同時進一步認為：道德力量不僅在第三次分配中起作用，而且在整個分配體系中都應起著不應被低估的作用。
??分配制度的公正、合理與配套政策的有效，需要以一定的道德含量作為基礎，在分配政策的導向上如果忽略了倫理手段的作用，那么分配問題以及經濟問題是解決不好的?，F實中出現的決策層的計劃、意圖在實行過程中被扭曲，或者達不到預期目標等現象正說明，我們除了充分認識第三次分配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地位之外，還必須從倫理調節的影響力和滲透力上對整個經濟領域及分配體制的作用和地位進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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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市場經濟的社會環境與分配體系的倫理監督。公正理性的社會競爭環境需要以一種揚善抑惡的社會道德風尚來奠定基礎，需要社會成員具備自覺的社會公正意識來形成對經濟活動及分配的平等、公正、公平的倫理監督。而倫理監督則需要由國家制定出具體的政策以及實行政策的措施，并以強有力的手段通過外在壓力養成人們的公平競爭的意識和習慣，形成有廣泛的倫理監督機制滲透的市場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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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保障貧困人口的生活與分配制度應確立的義務。收入分配不僅靠市場運作，還有從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解決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關注并改善他們的收入水平的問題。在分配制度上需要確立保障貧困人口基本生活水平的義務，這一義務體現了在分配體制上需要倫理調節政策的投入和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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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誠實勞動與分配體制中的道德含量。倡導以“誠實勞動致富”的社會風尚，是道義調節的前提條件，處于收入分配中基礎的地位。在分配政策的制定上必須讓誠實勞動者能夠真正獲得利益，否則誠實勞動者不如搞歪門邪道的，那么將導致人們去進行歪門邪道的活動。
??讓誠實勞動者獲得真正的利益體現了分配體制中的倫理含量成份，對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參與分配的諸方面都將以具體的人來運作和實施，人是否具備守法和用法的意識，能否把遵紀守法作為自覺的道德行為選擇，能否自覺依法納稅等等，這些“自覺”的意識都屬于分配倫理調節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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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配制度的貫徹落實需要充分地認識倫理調節的作用和地位。調節分配僅靠市場自然法則、行政法律手段等強制性手段而不結合非強制的自覺自律的倫理手段是不夠的。因為市場自然法則體現的弱肉強食將產生競爭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正；行政和法律調控剛性手段也會產生隙逢和漏洞，產生打著不違法的旗號實施違法行為。
??所以，重視倫理調整的地位尤其是提高“三種調節力量”的有機結合是解決分配矛盾和調整分配關系的必要手段。從倫理手段調節的角度講，在現階段，國家需要從社會價值目標上提出符合新體制運作的新的經濟倫理觀念、進行道德調節的標準和操作手段。如何從三種調節機制的有機聯系上，從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效結合上，從德治與法治的融合上進行研究，尤其在對社會分配調整的地位上，去研究國家宏觀調控中倫理調節的作用，以達到對分配的有效調整，鄧小平同志說過：“共同致富，我們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
??”（注：《鄧小平經濟理論》，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頁。）共同致富不是平均主義，而是通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來帶動廣大勞動者共同致富。但是，共同致富作為社會分配制度的運作目標，必須滲透倫理手段的調整。我們不能片面強調三者利益的一致性，而要充分看到三者利益之間的差異性，以及如何對差異進行有效的調整，并倡導一種以道義力量作為調節力量的社會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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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調控的倫理導向

政府宏觀調控主要運用的手段是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這是以利益制約和國家權威為手段的強制性控制力量。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經濟活動的主體主觀上無論對這種強制性力量贊同與否，都必須按照其所規定的規律和規范去活動，否則要受到制裁。
??這些帶有外在客觀強制性的調節手段，對于保證經濟活動的有序運行是十分必要。然而，還必須看到，外在強制性的調節手段是不能夠完全地擔負起經濟活動的調節任務的。社會經濟的運行和發展一方面需要有序，這是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還需要和諧，這是發展的內在動力。
??因此，在加速強制手段的調整使之完善和健全的情況下，還需要建立一種以主體內在自律為特征的道德調節作為控制力量，即在經濟活動中融進經濟主體自覺和能動的內在約束力量。

當社會上存在著諸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在經濟活動中挖空心思用對策對付政策，鉆法律漏洞去做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時，國家在加強法制建設的同時，更需要通過倫理手段的調節來使人們具有守法、用法的自覺性。
??即使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健全了也還需要有人的自覺意識去履行，否則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循私枉法的行為仍會在社會上大肆猖獗。因為強制手段本身存在局限性，其調節范圍是有限的。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宏觀調控不僅不可忽視倫理手段調節的作用，而且還要重視以倫理調控為手段，以人為出發點，以民族素質、民族心理狀況為研究中心，從而認識和發揮倫理調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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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調整的程度上，運用倫理調節的滲透力和反作用加大政府調節的程度和范圍。倫理調節的范圍寬泛在于它不僅能涉及強制性手段所能涉及到的各類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還可以涉及到強制性手段所沒有涉及的范圍。倫理調節通過主體的內在自覺性使人們在內心形成正當與不正當、公正與偏私、光榮與恥辱等道德觀念來發揮作用，無須外部力量的強制。
??人們能夠依靠主體的內在自覺和自愿，主動地按照一定的社會經濟原則和規律去處理現實經濟活動中的各類分配關系。因此，這一調節是積極主動的，而強制性手段的調節則顯得消極和被動。強制性手段主要是通過對觸犯有關法規和條例的行為采取懲治的方式，一般是在經濟主體產生了違反有關法規的行為成為事實之后才發生作用。
??當然，發揮倫理手段的作用要以提高主體的自律水平，提高主體道德認知水平為基礎，以經濟行為符合社會客觀要求為前提，以不違反國家法規法令為起碼的行為選擇，通過主體在復雜的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影響力達到對利益關系的調節。在調節程度上重視倫理手段調節的作用，將強制性手段與自律手段有機結合，必將成為分配體制運作過程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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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調整的方法上，運用倫理調節提供社會進取與協調的機制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通過輿論宣傳、學習教育、榜樣示范等方式來倡導社會生活的主旋律，引導符合新的經濟體制的新道德觀念產生，倡導反映時代特點的道德風尚和內心信念，培養良好的社會品質素養和行為習慣，從整體上形成和諧的社會環境，這是政府宏觀調控得以真正貫徹落實的基礎和社會素質上的保證。
??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有些人或企業往往以不違反國家的有關法規作為的準則，認為只要不犯法就是合理和正當的，其實不然。在一些比較復雜的經濟事件中，有時是非界限難以分辨，如果缺乏道德意識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有損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來，所以當事人的經濟倫理觀念和道德素養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方面倫理手段的調節有著其它調節手段所不能比擬的優勢。如果說，市場調整是依據市場自然規律來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政府調控是以法律手段來作剛性調整的話，那么倫理調整作為柔性的、自律的調整方式在分配關系中就起著能動的作用。

第三，在調整的依據上，充分認識倫理調整中傳統文化和美德對民族心理的影響力和滲透力。
??中國人在潛意識里有著接受傳統美德、追求理性生活的需要，因此，諸如在義利原則的把握上有著更趨向于崇尚見利思義、以義統利、從義取利的傳統美德追求，這些傳統美德影響到分配關系中所形成的道德力量對分配關系的調節產生著直接具體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們只要回顧從文革中人們能夠接受“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到如今推崇“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再到支持希望工程的“莫文隋現象”這類救助危難等行為的層出不窮，就不難理解在傳統文化影響之下，人們有接受傳統優良道德的民族心理和自覺意識，在分配關系的調整中依據這一民族的道德心理所產生的道德力量，發揮倫理調節的作用，使傳統美德和優良習俗在市場經濟中煥發出獨特的良心和信念，產生對整個國家的發展具有導向作用的道義力量，通過在分配關系的調整中充分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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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調控對分配體制的倫理導向，對社會經濟和諧有序的發展，促使其實現經濟良性循環不斷穩定的增長，起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導向作用。目前國家宏觀調控在加強倫理導向的力度上，要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的強制性調節中滲透進倫理導向的含量，通過正確的價值導向形成以強大的社會輿論和牢固的內心信念作為利益關系調整的力量和基礎，同時要在健全和完善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調控上加大力度，這是倫理調控強有力的后盾和保障。
??只有重視內外在的調節力量有機結合，在外在強制的調節手段中滲透進內在自覺的因素，在內在自律的調節手段中有強制的調控機制作后盾，才能為分配制度的調控和實施提供寬厚的倫理導向基礎，引導市場經濟向和諧、有序、健康的目標運行和發展。

三、企業利益的倫理調節

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面臨沖擊最大、矛盾最集中的是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
??企業由原來通過國家行政手段實行的統收統支和直接控制工資總額的分配方式，逐步地改變由市場機制決定企業生存與發展，即由企業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分配方式。國家在資金供應上割斷了企業對國家的依賴，銀行提高貸款利率并硬化借款行為的約束力，就是要使企業由依賴國家繼而發展到主要依靠其內部的積累，以自身的力量去參與市場競爭，求得生存和發展。
??這是國家宏觀控制社會總需求膨脹，增加社會產品總供給，保證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途徑，也是企業走向市場，承擔風險和壓力，參與競爭獲得效益的必然選擇。因此，在市場經濟的運作過程中，企業分配和企業利益的調整，都有新的變化和新的突破。

企業利益主要涉及國家稅收、職工收入、內部積累三個方面。
??三者關系處理得當，將有利于企業分配的合理和企業長期有序的發展，否則市場經濟的法則會無情地懲罰弱者或投機者，使企業陷于困境或失敗。因此，尋求企業長期有序發展的利益調節杠桿，以及企業行為長期化的動力機制，尋求使企業分配機制趨向合理的契合點等是需要關注的重要課題。
??一方面要以市場經濟的規則約束企業行為，促進其利益調節既能滿足個人收入不斷增加的愿望，又能使企業發展有足夠的積累，為企業具備持久的競爭力奠定基礎。另一方面要通過激勵機制凝聚企業創造活力，以良好的企業形象和職工素質作為企業競爭和發展的實力。經濟體制微觀放開使企業行為市場化，這有可能會導致企業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的短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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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企業的管理者往往為了滿足職工急于增加收入的心理，而以犧牲企業的積累來增加個人的收入，甚至“殺雞取蛋”，其根源在于企業內部職工收入與利益之間缺乏約束機制規范。這種企業短視行為的產生，究其原因：一是管理者責任短期化造成的企業短視行為：二是職工收入謀求最大化的愿望沒能與企業的市場競爭聯系起來，沒有把自身利益與企業的壓力和市場風險聯系起來。
??其結果是抗風險的能力減弱，責任意識淡漠，最終將損害三者利益，對個人、企業、國家都是不利的。例如某個企業在開創時期采取了集資的方式，由于國內外市場的因素，開始的幾年企業發展萬分艱難，連年虧損。后來當企業銷售形勢開始好轉時，按合同歸還集資款的限期到了，假如全部按合同歸還，企業剛剛復蘇的勢頭將被扼制，不歸還集資款，職工已拿著合同討公道，并停止生產，甚至控制成品庫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這個案例給我們以啟示：首先，從思想意識上講，雙方需對市場經濟的法則及如何對待市場風險與競爭壓力有足夠的認識，尤其要有共同承擔風險的意識；其次，從社會調控機制上講，企業在收益分配機制上存在缺陷，雙方都沒有認識到利益的調整，這不僅要靠法律手段，還要靠經濟手段的制約，更要靠理解、認知、信念等反映職工素質水平的倫理手段的調節。
??由于雙方對此都沒有足夠的重視，因此產生了似乎不可調和的矛盾。從企業管理者的角度講，企業既要關注市場，又要協調好企業內部的利益關系，要讓職工清楚管理者的思路，對企業的前景和困難有足夠的認識，形成風雨同舟的共識，使企業上下一致地走長期發展的道路。
??否則，職工對企業管理者，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喪失了信心，管理者再英明的決策也得不到擁護和支持。同時管理者對企業形象和企業精神的塑造是十分重要的，管理者應該對企業職工利益予以真切的關心，運用分配機制使職工利益與企業利潤分配有機地結合起來，讓職工直接從利潤增長中得到好處，也讓職工直接承擔企業虧損。
??只有這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職工同企業才能風雨同舟，興衰與共，甚至對企業新技術的引進，新興產業的開發，新市場的開辟等都給予極大的熱情與支持。

企業領導者作為職工的總代表，對企業的共同利益有著重要的責任，要維護企業的共同利益，一方面要維護勞動者的利益，提高職工收入水平，增大職工收益分配的比重，使其直接在企業的發展中得到利益，以增強職工對企業的信任感，這正是獲得共同利益的基礎和保證。
??另一方面要維護企業發展的利益，這也是職工的利益，它需要企業有足夠的實力去引進新技術，開發新產品，不斷地開辟市場，因此資金的積累和正常運作是企業運轉的基本前提，也是企業利益獲得的核心。此外，企業的社會效益和經濟行為的長期目標同樣是企業領導不容忽視的問題，企業既要能夠對市場信號作出正確反映，使生產要素達到最佳的配置，以實現企業盈利的最大化，又要自覺按照價值規律辦事，合理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倫理手段使產品的質量與價格相符，在不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使企業和職工都獲得效益，以合理公正的分配管理機制帶動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激勵、監督和制約機制的實施，使企業利益在公平基礎上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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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利益的倫理調整

從分配結構上看，國家從宏觀上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調控的作用。作為經濟運行的控制中心，國家宏觀調控的任務主要靠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倫理手段三者的有機結合來促使整個社會經濟和諧有序地發展。個人作為社會基本利益的創造者，在利益調整中的地位是重要的，在三者利益的協調中也是最復雜的部分。
??當經濟關系的運作進入到個體微觀領域，其中涉及倫理調節的內容就相對比較多。在這部分利益的調節上具體存在著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的差別、勞動者與勞動力的差別、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差別，存在著在利益驅動之下，個人利益的獲得正當、合理與否的問題，這些問題并非靠簡單的經濟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教育就可以解決。
??其中人的素質，物質生活條件等因素的影響及價值觀念的變化都將成為個人利益追求的重要因素。因此，個人利益的調節應以人的素質和物質生活條件的提高為前提。

從個人價值取向的基礎上分析，首先，對處于較為低級層次上的個人利益追求行為，應采用必要的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調節，并輔以責任和習慣的培養作為初級階段利益調節的目標和手段，確立倫理責任法制化的調整策略。
??其次，對有一定法制觀念和道德認知水平的階層，應采用把道德力量的作用和倫理因素滲透到市場經濟和法制經濟的管理過程中去的方法，以法制德治化來達到一種社會最高境界，倡導出個人在利益追求的同時能夠營造一種和諧有序、積極進取的社會風尚。

從個人價值取向的發展趨勢來看：個人的道德指向與利益指向的協調一致是倫理調節的目標。
??具體可從二個方面來分析：一是從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的差別上看，無論是倫理責任法律化還是法制德治化都必須以這一差別為基點。這是個人利益與集體、國家利益關系的焦點，必須明確個人利益是勞動者具有的獨立的經濟利益，只代表勞動者自己，而人民利益是由國家的政權機構來代表的，當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發生矛盾時，所產生的利益調整方式是強制手段與自覺手段的有機結合，以倫理的自覺調節和來自法制力量的后盾來進行的調節。
??二是從勞動者與勞動力的差別上看，這二者雖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反映不同的經濟范疇，勞動力是作為生產要素進入企業的，勞動者只是為企業提供本人的勞動，而不是本人的全部。但是勞動力進入企業之后，這一生產要素必須服從于統一的管理和調動，以維護企業利益作為自覺的義務，為企業再生產提供必要條件。
??勞動者個人則可以在國家的政策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行使自己權利的自由。當然，企業從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角度上，應把調動勞動者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等，作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內在動力源。因此，利益的倫理調節對勞動者利益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如果企業以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而損害勞動者的現實利益，甚至不滿足其生存和再生產的需要，那么企業利益也就難以保證和實現，這樣也勢必會影響國家利益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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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分配的結構上對個人利益的調節，必須以真實地承認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滿足勞動者的正當利益為前提，讓誠實勞動者獲得真正的利益，這既是經濟問題，也是倫理問題。從經濟倫理的角度，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是名義上的，還是真實的？勞動者的利益在收入分配體制中靠什么來保障？人民利益如何體現出來？這些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發生著變化，也亟需隨著分配制度的變革而在倫理調節和其他方面上給予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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