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環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環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風勢、氣溫、氣壓、食物、土地、水質、植被等等。作為人與自然中介的建筑，對外應有利于形成小區外部環境，對內應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內環境。這些建筑像植物一樣，落地生根，合天時，合地利，適宜于地區自然環境的要求，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在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在中國的海南島和臺灣島，椰林茂密，氣候炎熱，人們用椰樹葉、棕櫚葉蓋起了適應熱帶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樓，通風、涼爽、輕盈、簡潔，建起了熱帶雨林建筑。 在中亞、西亞，在中國的西部高寒地區，人們用石塊壘砌、依山就勢蓋起了石板建筑，避風、擋雪、保溫、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國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數民族在中國西部依山就勢建起了各式各樣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國的黃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氣候干燥，人們利用山邊、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肅敦煌藝術陳列館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開敞式入口，山坡擋墻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顯。 在美國的東部，在澳大利亞，在中國的南方，雨量充沛，氣候溫和，人們用木材、磚瓦依山就勢，因地制宜，蓋起了遮陽避雨、通風透氣、造型別致的濕熱地區建筑。 這些建筑形式多樣，風格各異，適宜于不同地區自然環境，與風景、林木、地形融為一體，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環境的各種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環境，又要服從于自然環境，這是建筑師必須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 社會時空環境差異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會歷史形態。歐洲國家、美洲國家、亞洲與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國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經濟發展狀況不同，各地區的文化習俗也不同。不同地區的人居社會時空環境的差異，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時空性和多元性，因而產生了古代的或現代的中國建筑文化、俄羅斯建筑文化、東南亞建筑文化、歐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歐洲的古希臘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亞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國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歷史源流。天主教、耶穌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發展，深刻地影響到信仰宗教的國家和地區，也深刻地影響到這些地區建筑，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國幾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沿襲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來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禪宗等思想倫理的影響。特別是儒教統治中國2 000多年，根深蒂固。這種文化把儒、道、佛、禪各種思想觀念兼收并蓄，融為一體，光輝燦爛，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國際性建筑文化，國際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區與民族性建筑文化。在當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轉化，也包含后者對前者的吸收與融合。這兩者既對立又統一，相互補充，彼此影響，共同發展，只有保護和發展豐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進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構成，最終才能建立一個 “和而不同”的人類社會。 中國古代建筑有著燦爛的成就，在宮室、園林、建筑空間的處理、建筑藝術與材料結構的和諧統一等方面，都有著卓越的創造與貢獻，形成了迥別于西方建筑的特殊風貌，在人類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時至今日，建筑文化的特質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重視。從建國后的北京人民大會堂到二十世紀末的香山飯店等建筑都繼承了中國傳統建筑藝術的精華，又融匯了西方現代建筑藝術的新觀念、新技術，成為既有鮮活民族特色，又有強烈時代特征的建筑文化豐碑。中國的城市建筑無論古代、當代，都是在特定的空間中產生的文化現象，其豐富性與復雜性令所有研究者無法回避。 自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開始了艱難的轉變過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也是有賴于文化的轉變。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脈絡和演變軌跡是較為清晰的話，那么，近代以來的轉變似乎顯得非常復雜。中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的文化和經濟差異較大。 在近代以前，中國和西方城市無疑遵循著不同的發展道路，不僅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規劃風格和建筑風格。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以及文化的傳入影響，包括建筑文化在內的西方城市文化，開始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內的中國城市文化，也開始了從傳統到現代的深刻的轉型。 當今，在我國的建筑理論和創作活動中，人們喜歡對傳統與現代、繼承與革新、中國與西方等一類建筑文化問題和現象進行比較和爭論，這是必要的。但是爭論這些問題應該明確它的目的，那就是它應當促進一種文化的發展和建構，推動它的進步，而不是僅僅滿足于依據對這些文化現象做出客觀、準確的描述。如：在討論傳統與現代、繼承與革新的問題時，許多人熱衷于從風格、形式或技術等方面去爭論它們的高下、文野，卻不是從它們與現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聯系上去探討它們的意義。在討論中西方建筑文化時，人們在對中西方空間觀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態度等等進行詳盡比較的基礎上，發現和總結出中國人同西方人建筑觀念的差異和各自的特點，進而在創作和理論中充分強調和體現這種特點，這當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們卻較少從人的存在狀態的角度對傳統與現代、繼承與革新、中國與西方的建筑做出更進一步的價值判斷。于是，“傳統”“現代”“繼承”“革新”“中國”“西方”等等本身變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較和爭論因此就沒有達到應有的目的，不可能導致建筑文化的真正進步。 長期以來，在建筑史研究領域中，存在著一種“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即認為西方城市建筑是歷史傳統，東方建筑是非歷史傳統。在弗萊徹爾的《比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樹”的插圖，樹的中心主干標明是希臘、羅馬、羅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別是歐美一些國家哥特式建筑、文藝復興建筑和近代建筑。卻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國等都擺在下面一些纖弱的幼枝上，把美國放在這棵樹的中心主干的頂端，極為形象地表達了作者的建筑 “西方中心論”思想。無可否認，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幾個世紀以來確實發展迅速，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還是在科技和理論上、美學形態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論”的觀點無疑是有問題的，世界建筑歷史的發展，決不只此西方而別無殿堂，這已成為越來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識。①西方后現代主義建筑文化理論家佛朗普頓認為：傳統建筑特別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點形成的建筑體系，具有功能和結構上的合理性。特別是在處理一些具體因素，如通風、采光、保溫等方面具有優良的特點。所以，不能簡單否定依地點、體具體的地理情況和人文文化環境發展起來的地方風格。 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研究，是為了在理論層面上開拓一條中國建筑的健康發展之路。建筑文化學并不局限于解釋各種建筑文化現象，它是要為建筑文化的發展提供價值導向。因此，建筑文化應該是批判的與實踐的。要提供價值導向，先要作出價值評判，所以必須樹立一種價值觀。不同的人類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華與糟粕并存，即便是精華，也往往離不開具體的時空條件；另一方面，傳統文化既可能成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殺現代人的創造潛能，也可以成為一座智慧的寶庫，豐富我們的想象，擴大我們思維的尺度。 現實及未來生活的復雜要求，遠非機械地搬用某一種傳統方法、途徑，就可以得到滿足的，必須博采所長，取我所需。另外，對于本特色的創造仍然是一個嚴肅的課題，需要結合具體地點、條件，對設計要求作具體分析。在創作方法上，采用“抽象繼承、遷想妙得”的原則，可能會找到一條新途徑。吳良鏞提出所謂“抽象繼承”是指從建筑傳統中，將傳統建筑的設計原則和基本理論的精華部分加以發展，運用到現實創作中來。并且把傳統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來，經過抽象，集中提高，作為母題，予以新意，以啟發當前設計創作形式美的創造。同時應當摸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脈搏，挖掘出傳統建筑藝術的時間和空間內涵，首先是要重視和恢復建筑藝術的文化價值和精神功能，不能只把建筑藝術作品當作工業產品和生活用品，更不應當只抓其眼前的物質功能。這樣的繼承，并非形式的抄襲或舊零件的排列組合，既有創作原理的繼承與發展，又有形象的借鑒與創造。使設計既求神似，也不排斥某種程度、某一細節的形似，關鍵是根據地點、條件的需要。而“遷想妙得”，“遷想”是將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對象的形象中去，“妙得”是指把握對象的真正神情。②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建筑文化也是同樣。我們應不僅從形式的角度，而且從文化的深度來理解傳統，譬如：屬于第一層面的，傳統建筑中古典美的屋頂、斗拱、柱廊的造型特征，詩文、書畫與工藝結合的裝修形式，以及各式門窗菱格、裝飾紋樣；第二層面的，庭院式布局的空間韻律、自然與建筑互補的環境設計，詩情畫意、充滿人文精神的造園藝術，形、數、畫、方位的表象與隱喻的象征手法；第三層面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注重環境效應的“風水”思想，陰陽對立、互動、相應的哲學思維和“身、心、氣”合一的養生觀，等等。它們之中蘊含著豐富的內涵、深邃的哲理和智慧。③這些都闡明，傳統對現代的價值還需要我們在新建筑的創作中去發掘，去感知。 因此，我們應當努力去尋找傳統的現代價值，在保存和發揚其傳統精華的同時，摒棄其落后的，不適應現代發展的東西，尋求傳統建筑文化和現代發展的結合點，體現傳統建筑文化尊天地、重人本、講親和的唯物辯證思想。弘揚傳統建筑文化還可從傳統建筑的設計原理、空間組合、構圖手法、意念表達等方面有所啟迪、有所繼承和運用、有所發展創新，不斷探索傳統建筑思維與現代建筑思維、傳統技術與現代技術、傳統審美與現代審美意識的結合方式，把優秀的傳統建筑文化結合到現代建筑文化之中。 中外建筑文化的發展與交融 建筑文化處于全球“大文化”系統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榮，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響曲。全球化的社會進程給文化交流帶來了碰撞與會合，沖突與交融。 幾千年來，中國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淵源流長。佛教文化本來發源于印度，隨著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師赴印度取經傳經，佛教影響中國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內容，佛祖的像貌，佛廟的形制與中國文化交融，形成和發展了獨特的中國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近代出國留學歸國的建筑師，大多數是留美的學者，他們受當時西方學院派建筑文化觀念和中國國粹主義建筑文化觀念的雙重影響，強調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點在建筑風格上，第一次創造性地設計出了一批精品，開創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紀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師呂彥植先生20年代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當時中國建筑界的確起到了石破天驚的影響，推動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進程。 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政體、機制照搬蘇聯模式，中國各地建設了一批具有俄羅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發展了中國50年代“社會主義”建筑文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又一次打開國門，引入西方經濟管理模式，模仿“歐陸風格”、港臺建筑，后現代主義幾乎風靡全國，形成和發展了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國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當時當地政治體制、經濟狀況、技術水平的約束，相互沖突，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樣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經受得起時空的考驗？只有那些吸取了東西方文化精髓，融合為本民族的地區與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為今用，用什么？必須分析“古”與“今”在建筑內容上所發生的變化。這些質的變化是社會制度、生產技術、生活習慣、工作方式、文化觀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領域引發的必然結果。正如吳裕容先生在評價法國工程師古斯塔夫。艾菲爾設計的艾菲爾鐵塔時指出的：“人們試圖讓每一種藝術適應人類生活發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類活動與迅速變化中的時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適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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