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與不幸———日本文化之我見
貴州大學蔡雯靜
將近九十年前,匈牙利作家梅爾徹·
倫吉爾(Melchior Lengyel)寫過一個劇
本,名為《臺風》。在這個劇本中出現了一
批在巴黎學習的日本留學生,他們在劇
中有如下的對白“:西方數千年來發展起
來的古老文化,我們日本人只要十五年
就把它變成囊中之物了。西方學者花費
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們只要讀五
天書就握于掌中了。”“讓歐洲人去費腦
子好了!讓歐洲人去干好了!等他們創造
出什么好東西,我們再學過來那該多
好!“”為了達到今天的水平,歐洲人已犧
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為殉道者而
倒下。但我們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歐文化
中有價值的東西變成自己的了?！?
這些話是作為諷刺日本人在文化方
面吃現成飯的事實而設計的。該劇寫于
1909年,去日俄戰爭不遠。正當日本人
在十年的時間里相繼打敗了中國與俄國
兩個龐然大物后,用這樣的話來描繪他
們當時的洋洋自得的粗俗嘴臉是并不過
分的。
日本留學生是不是說過上面那些話
不必當真,但這些話卻是道出了日本文
化幸運的一面。所謂幸運就是指他們在
歷史上有幾次直接輸入了比自身文化先
進數百上千年甚至數千年的外來文化,
從而使自身文化發生真正意義上的大躍
進,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須循序漸進耗時
費事而無法省略的社會發展階段。
但是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日
本文化的不幸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
熟時,已然遇上外來的發達的大文化,這
個大文化壓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
發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終處于侏儒狀
態。前述的文化方面的大躍進其實主要
只是在物質方面與部分的制度方面。
無論中國,無論歐洲,其精神文化都
是在物質文化的發展上同步發展起來
的,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絕對是一個漸
進的過程,觀念的東西很難超越。對任
何一個民族而言,不與其他民族發生文
化交流是幾乎不可能的事,當這一交流
發生時,往往使自己的文化產生新的活
力,不但在物質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內容,
使之更顯豐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
有所更新而發出異彩。但不管如何變化,
對于循序漸進的民族而言,其物質文化
與精神文化都是齊頭并進的,不會發生
上下不整合的現象。無論是卡爾·馬克
思所認為的: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不過
是作為基礎的物質條件(特別是經濟條
件)的反映;或者是馬克斯·韋伯所主張
的:一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
一種類型的經濟如果與這種倫理道德相
一致,就必然要興盛起來;上兩理論說的
都是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相一致的問
題,盡管兩人的觀點完全相反。但是當一
個弱勢文化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而發生
文化上的大跳躍時,情形就有些兩樣。
在這種情況下,弱勢文化常常發生物質
文化方面的跳越發展階段的變化。但是
跳越物質文化發展階段的民族,也必須
跳越精神文化的發展階段,否則必然要
發生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在意識形態方面與倫理道德方面出現痛
苦的分裂現象。
日本人的不幸即在于他們的物質文
化已經發生大躍進,他們的精神文化卻
產生分裂,一部分隨著物質文化一起躍
進,幾乎是全盤接受外來的意識形態與
倫理道德;另一部分卻依然停留在躍進
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
總結出來的行為方式來應付外部世界。
這就使得日本人成為世界上最為奇特的
民族:他們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愛
美,既彬彬有禮又妄自尊大,既溫文爾雅
又蠻不講理,即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
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貞不二又會背
信棄義,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
乎別人對他們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
而且更要的是,這一切相反的行為方式
又都是以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使人
很難對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個準確的斷
語。
縱觀日本文化發展歷程,可以看到
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終處于弱勢的地位。
全盤接受外來的精神文化吧,又與本身
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
發生回歸日本文化的運動;全盤拒絕外
來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
要與已躍進了的物質文化發生裂痕,又
不能不接受外來的精神文化以彌補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