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前，東南亞已經經歷過兩次半發展高潮了。

第一次是繼日本之后的“四小龍”時代，新加坡利用自己的地緣政治、經濟特殊地位躋身“四小龍”行列，如今很多朋友都注意到新加坡崛起中航運、服務等產業的重要作用，但實際上其工業化速度和程度同樣不容忽視，其在化工、精密機械制造、煉油等方面的投入和收獲，都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次則是在“四小龍”站穩腳跟、日本推行所謂“雁陣模式”后，東南亞接收日本轉移產業、技術，電子和日用輕工業驟然大發展，形成所謂“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其中泰、馬兩國一度被認為“在家電領域地位穩定不拔”，菲律賓的休閑食品行銷世界，而印尼則更是開始嘗試向諸如民用飛機制造等更高端產業攀爬。

所謂“半次”，則是東南亞絕大多數國家在中國21世紀初崛起前曾多次利用“三來一補”嵌入全球市場循環，并波動式獲得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如越南、印尼的鞋業就是如此。

但所有的“高潮”——包括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后的歷次，東南亞國家都在飽受一曝十寒、大起大落之苦后痛苦地發現，自己又要重新來過，“世界工廠”仿佛拉磨毛驢前主人刻意掛上的一根玉米，永遠離自己的嘴一尺之遙，卻總也啃不到。

關鍵在于，東南亞國家自身市場容量太小，即便像新加坡這種勞動力素質和技術儲備相對較好，管理水平也能跟得上的國家，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也會面臨幾乎難以突破的瓶頸，從而不得不尋求將“半截頭”制造業轉移到境外，自己轉而發展性價比更高的第三產業（雖然是高端第三產業，但高端三產畢竟也還是三產，不是二產），而像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在這些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發展為世界工廠的難度就更高了。

相對于高端技術和人才，數量大、性價比高的熟練工和技工是成為“世界工廠”的更關鍵要素，偏偏東南亞國家在這些方面的差距是最大的，這些國家熟練工文化程度、紀律性和學習能力、意愿普遍比較低，接受管理的能力也較差，如果說，高端技術、人才還可以“兩頭在外”，靠引進救急，那么這種“底端”的堅實只能靠內補自救。中國改開最初20年，在制造業方面也經歷了極大的陣痛，“瓶頸”同樣在此，但中國靠中華民族尊師重教的傳統、靠龐大的體量和建國后極高的掃盲率挺過來了，東南亞國家則相反，把太多功夫下在培養高端人才上，本末倒置了。

東南亞國家除了新加坡等極個別外，基礎設施水平普遍低下，而工業化和制造業的發展、壯大，必須以基礎設施的“先行一步”作為前提和保證，基礎設施不提高，制造業即便發展于一時，也注定成為風中浮萍，按照行內的話就是“即便接了單子都不知道能否如期完成，即便完成了都不知道能否按時交貨”，更要命的是，在這個領域東南亞國家至今進一步、退一步，缺乏章法。

不僅如此，東南亞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帶有明顯的國際市場依附性和輸入性、海外依賴性，這不僅讓這些國家容易受國際市場價格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從1999年至今都幾回了，不妨數數），也讓它們在上升階段同樣面臨尷尬：步子慢了固然會被甩開，步子太快就會被進口國打壓——一心夢想成為美國市場大拿的越南，其鞋類輸出可是被美國人在WTO折騰得幾度死去活來的。如今許多東南亞國家同樣面臨一個怎么看都會吃虧的兩難選擇題：如何在中美兩大經濟體夾縫中生存。

正是看到自身在工業化問題上的種種局限性，東盟才花了20多年談整合，但進展并不大，除了各國心思不一、實力大多有限等客觀限制外，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是“賣家”，缺乏買家，形不成“自循環”，而TPP倒是有美國這個“買家”了，但它的破局看似偶然（特朗普折騰）實則必然——誰也不愿意做“無私開放市場”的單邊冤大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