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你好！

廣東因處于天氣濕熱的亞熱帶地區，吃太多辣椒對人的身體是不益的，容易上火傷腎！所以廣東人有喝涼茶的習慣。

樓主若是人在廣東想吃辣的建議你去一些小吃街、風味店等地方去吃適合你口味的食物，不要多食，對身體影響很大的呢。

呵呵，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廣東人的飲食生活習慣？

說到廣東人的飲食習慣我個人認為首先是比較清淡，很少有內地的重口味。由于廣東的氣候比較特殊，廣東人還有煲湯的習慣，而且廣東人煲湯也很特別，很多內地人耒廣東幾十年都無法搞清楚為什么廣東人要煲各種不同的湯。廣東人煲湯真是五花八門的，還會根據不同的季節煲不同的湯，例如春夏之交，廣東的濕氣很重，就用木棉花扁豆和土茯苓保去濕清熱的湯，盛夏時節廣東人煲湯以消暑清熱為主，秋天氣候比較干燥，煲湯又轉為清補為主。廣東人都養成飲湯的習慣，而且都是吃飯前先喝湯，特別是盛夏時節，先喝一碗湯會改善人的胃口，吃飯都特別香。另外廣東人食材五花八門，天上飛的除了飛機，地上跑的除了各種車，水里游的就各種船了，除了上述所說的，內地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東西很多都會成為廣東人的美味隹肴！廣東人還很喜歡喝早茶，這是廣東飲食文化的又一特式，當然有內地人認為只是吃早餐而已，沒必要浪費那么多時間。有武漢的傳媒人發表評論說廣東人喝早茶跟武漢人在路邊吃熱干面是一樣的，當然他這樣說也有他的道理，只能說明這傳媒人對廣東的飲食習慣不了解而且，我作為廣東人，我覺得食在廣州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西漢《淮南子》有”越人得蚺蛇以為上肴“

唐代張鷟《朝野僉載》卷二記載：“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就有精辟的記載: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鼠條載:惠州獠民取初生閉目未有毛者，以蜜養之，用獻親貴。

清代徐珂《清稗類鈔》記載:粵肴有所謂蜜唧燒烤者，鼠也。豢鼠生子，白毛長分許，浸蜜中。食時，主人斟酒，侍者分送……

《綱目拾遺》稱：“禾蟲，閩、廣、浙沿海濱多有之，形如蚯蚓……

中國人為什么愛吃螃蟹？

中國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愛吃蟹的民族，近年來據說僅上海每年就要吃掉5萬噸大閘蟹。吃蟹早已是中國飲食文化的象征之一，林語堂在1935年出版的《吾國吾民》中說：“但凡世上所有能吃的東西我們都吃。出于喜好，我們吃螃蟹；如若必要，我們也吃草根?！卑洋π妨袨閲俗钇玫拇硇允澄铮^“蟹是美味，人人喜愛，無間南北，不分雅俗”（梁實秋《雅舍談吃·蟹》）。近二三十年來，對大閘蟹的食尚更盛，這種橫行的甲殼類生物也被居為奇貨，幾為當代一景。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是不吃螃蟹的，英、德等國這些年苦于河道被大中華絨螯蟹（大閘蟹的學名）這一外來物種侵占，但當地人任其橫行，并無食蟹的習慣，倒是便宜了那里的華人，在大快朵頤之際也算為民除害。歐洲人歷來不吃蟹，主要是因為基督教傳統所形成的飲食習慣，《圣經舊約·利未記》認為所有用腹部或四足行走的爬物都是“可憎”而“污穢”的；在伊斯蘭教規中，同樣禁止吃蟹，中國西北的穆斯林也禁食，然而身在杭州的回族卻入鄉隨俗，也愛吃蟹。

　　一種食物是否可吃、是否被視為美食，在不同的文化中千差萬別。中國人推崇的燕窩、魚翅，在西方人看來并無營養，而東南亞人喜食的蟲卵雖然富含高蛋白，即便是對食物百無禁忌的中國人，只怕也難以下咽。漢語中慣于將“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比喻為有勇氣嘗試新事物，我們看來的確有必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為什么中國人這么愛吃螃蟹？

　　時令：食蟹的季節感

　　關于食蟹，首先值得明確的一點是，它和某種時間節律密切相關。俗話說：“秋風起，蟹腳癢；菊花開，聞蟹來?！边@意味著螃蟹是一種時令性很強的食物。傳統上，食蟹是與西風、飲酒、賞菊等意象聯系在一起的，描繪的都是某種秋日景象，一如郁達夫《西溪的晴雨》中所說：“西北風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曉得蘆花總還沒有白……”

　　這種關聯性由來已久，中山時子主編的《中國飲食文化》在分析食蟹的詩文時認為，“蟹黃不僅是用來表示美味佳肴，而且還代表了一種季節感。直到今天，每逢涼爽的西風報告秋天的來臨時，北京的市場上就出現了肥美的河蟹，使那里的美食家們歡喜不已。”

　　我們當下只會把這些視為一種與換季的景色和美味相關的景象，對古人來說，這卻是一種與自然節律同步的行為。在中國文化中，季節與食物的對應，原本帶有與宇宙變化同步的意味，不同的時間節點要食用相應的食物。古人沒有“反季節蔬菜”，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季節食用相應的時令食物，否則將會致病傷神。因而有“藥王”之稱的孫思邈在《千金食治》中有“三月三日勿食鳥獸五臟及一切果菜五辛等物，大吉”這樣的記錄，他著重指出：冬季十一、十二月食螃蟹會傷人神氣。

　　按照這種理論，飲食實際上是一種與天地自然規律保持著同步感、順應天時、攝取天地之氣的行為。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明確提出“藏氣法時”，要“食歲谷”。瞿同祖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解釋了這種天人合一的處世哲學：“在古人觀念中，春夏是萬物滋育生成的季節，秋冬則是肅殺蟄藏的季節，這是宇宙間永遠不易的自然秩序”，而人的行為須順應四時，與天道相應，如果發生災異，那是表明神靈對人類的行為不快。因此，北齊天保八年（557年）發生高溫旱災后，朝廷下令禁止捕蟹。

　　由此可知，螃蟹作為一種蟄伏洞中、潛藏于水的生物，且是秋季肥壯，正適合于那一季節的特性，因而蟹肉、蟹黃在中醫理論看來一直是屬于“寒性”的，需要佐以生姜、黃酒以拔除其“腥味”及“寒氣”。所謂“七尖八團”（陰歷七月吃雄蟹，八月吃雌蟹），這對國人而言幾乎是常識的一部分。與此同時，螃蟹在取食時會為害水稻（元人高德基《平江紀事》認為“蟹之害稻，自古為然”），所謂“蟹至八月即啖芒”（孟詵《食療本草》），此時捕食正好適宜。

　　不過這也并不絕對，宋人高似孫在《蟹略》中已列出“春蟹”、“夏蟹”、“秋蟹”、“霜蟹”四類，幾乎一年四季都可吃蟹。近代以來的天津菜尤擅制河、海水產，魚、蝦、蟹菜可達上百種，“且按季取料，適時推出?！撔?，有春吃海蟹，秋吃河蟹，冬吃紫蟹之別?！保ā吨袊嬍呈贰肪砹F代人來說，時令更多意味著新鮮和口感，而不再與“天道”和“自然節律”相關了。

　　風土：食物的“南方化”

　　現在全國最愛吃蟹的無疑是江浙滬一帶，即歷史上的“江南”，而大閘蟹最著名的產地昆山陽澄湖和崇明島，都地處長江三角洲。這兩地的共同特征就是在歷史上曾很長一段時期都是水鄉澤國，地勢洼下。王建革在《水鄉生態與江南水鄉》中指出，宋明時期的蘇松一帶，“由于河水感潮，在海水與湖水交匯的地方，蟹類非常之多。宋人高似孫在《蟹略》中提到許多描述這一地區多蟹的詩。……當時的生物狀態不像現在河道那樣處于一種富營養化狀態，而是一種富有河蟹的環境，水環境清潔有氧，魚蟹類小動物才眾多。”“大閘蟹”的“閘”字，指的是蟹籪，“籪”是古代江海一帶主要的捕捉魚蟹的漁具，原本叫“滬”，上海正是因原本水鄉濱海多用這類漁具才得此別稱。

　　然而中國文明的核心地帶原本地處內陸，食材更多取自農牧產品，上古時期的中國人其實極少吃蟹。除了《楚辭》中出現過“蟹胥”一詞外，在東漢初年（1世紀）之前，中國文獻中找不到食蟹的記載，在秦朝人編纂的《呂氏春秋·本味篇》中根本未提及螃蟹。直至東漢郭憲所撰 《漢武洞冥記》才首次出現了食蟹的記載：“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勝于黃膠，亦謂之螯膠，勝鳳喙之膠也。”這是第一次將螃蟹視為美味，但善苑國在海外，進貢的螃蟹又有“九尺”之巨，極可能是海蟹。

　　與如今不同，中國最早出名的螃蟹產地不是在長江三角洲，而在青州。《周禮》鄭玄注有“青州之蟹胥”一語，可見東漢時此地以產蟹著稱，而青州基本包括整個山東半島，是當時北方最重要的濱海地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青州蟹”是最有名的蟹種，但這極有可能是海蟹，因為在南北朝時它每每與其它山珍海味并列，蟹餐且被看作是一種奢侈的食物（均見《酉陽雜俎》卷七）。唐代還有人非常愛吃海蟹，但在宋元以后，人們卻多覺得海蟹腥氣、肉粗且不可多食。到明代，據《五雜俎》卷十一記載，青州人已不知海蟹的貴重了。

　　南北朝時期的北方人慣于以牛羊肉為美味，對水產品本不在意，南北之間的飲食習慣開始分化。晉人張華《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條：“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鱉螺蚌以為珍味，不覺腥臊也；食陸畜者，貍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也。”當時這類看法很多，顯然，螃蟹作為水產，更多為南方人所偏好。據《洛陽伽藍記》卷二記載，北魏人楊元慎譏諷南方人“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莼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可見吃蟹與品莼菜羹、嚼檳榔都被視為典型的南方飲食。

　　在食蟹史上，唐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漢唐時代，華北黃河下游仍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沼，入?？诘臑┩克葚S茂，南北朝時期華北氣候變冷，但在唐代前期，北方的生態還很好。史載唐代滄州多蟹，且是稻田中的河蟹；滄州所產糖蟹曾是重要貢品（《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八河北道三滄州）。然而中唐以后，隨著北方戰亂和氣候再度變冷，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南移，南方（尤其江淮、江南一帶）的稻作農業得以開發并逐步成熟；這里也正是后世食蟹之風最盛的地區。

　　Eugene N. Anderson在《中國食物》一書認為，安史之亂后的飲食開始偏向水產，“中國社會的中心轉移到了這樣一個地區，在那里魚和所有的水中生物，一向在養殖上受到重視，并深受鐘愛?！逼浜箅m然元代皇室起于漠北而鐘愛肉類（如元代《飲膳正要》中蝦蟹等介殼類動物和魚類極少被提到），但大致在宋元之后，江南地區確立了全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而這一地區的“烹調形成于陸地與水域（淡水和咸水）交會之處及互相滲透之地；因此最擅長料理蟹（中國的美食家宣稱，世界上最好的蟹是上海地區的青蟹）、蝦、水生植物、海草及生活在大河邊緣的一切東西”。這種飲食習慣一旦養成后極難改變，晚至1956年，杭州市工人文化宮舉辦飲食博覽會，從各大餐館選送的200多只菜中選出36個杭州名菜，其中12個菜為水產菜，比例最高，杭州傳統名菜中竟沒有一道菜是山珍海味。

　　中唐開始，唐代詩文中出現了許多描述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帶產蟹的景象。宋代更多，宋人高似孫《蟹略》中所引宋人寫蟹的詩句比比皆是，描摹的大多都是江南水鄉。螃蟹越來越被視為一種與南方、尤其是江南的意象勾連在一起的食物。雖然《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北宋都城開封也有螃蟹賣，但顯然內陸地區極為少見，本身是杭州人、又曾在陜北任官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關中無螃蟹，怖其惡，以為怪物。人家每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笨梢姰敃r陜西一帶的人對此物相當陌生，“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毫無疑問，食蟹偏好與飲食的“南方化”過程密不可分。王利華在《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一書中曾分析：“白居易偏好南方飲食并積極宣傳與仿效，也許意味著在他的時代，華北人士對外來飲食文化的選擇取向，正在悄然地由熱衷于胡食轉向鐘情于南味吧？”的確如此，在中晚唐之后，中國不僅經濟、文化中心和人口重心南移，而且在飲食習慣上也“南方化”了，原產于南方的茶葉風靡全國，肉食則由牛羊肉為主變為豬肉為主，蟹則上升為一種備受推崇的食材。在清人袁枚《隨園食單》中所列的300多種飯菜點心中，作者出生和生活的江浙兩省的食品占壓倒多數，北京、山東、廣東飲食略有提及，而川湘閩皖等地的飲食完全不曾觸及。到清初李漁的筆下，螃蟹已成為最佳美食：“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錯而較之，當居第一，不獨冠乎水族，甲于介蟲而已也?！保ā缎纷V》）

　　昆山巴城捕蟹現場

　　名產：陽澄湖大閘蟹的興起

　　明清時蘇州、松江一帶成為淡水蟹的最知名產區，是與其水鄉湖田開發、稻作農業發展、以及當地的文化經濟地位分不開的。在唐代，除了華北滄州等地以產蟹著稱外，南方出名的產蟹之地也不是蘇州一帶，而是江陵、揚州、宣城等地（見《新唐書》卷四〇、卷四一，《太平廣記》卷四七一），蘇州產蟹直至宋代才開始出名。宋代出現傅肱《蟹譜》、高似孫《蟹略》這兩部專門談蟹的烹飪著作，其中《蟹略·蟹品》記載各地名品有洛蟹、吳蟹、越蟹、楚蟹、淮蟹、江蟹、湖蟹、溪蟹、潭蟹、渚蟹、泖蟹、水中蟹、石蟹，并未推舉吳蟹（蘇州蟹）為第一，相反，他倒是認為“西湖蟹稱天下第一”。

　　到元代，蘇州已確立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當地螃蟹也頗有名，但不是在陽澄湖，而是太湖蟹（高德基《平江紀事》：“吳中蟹味甚佳，而太湖之種差大，殻亦脆軟，世稱湖蟹第一”）。即便到清代，《隨園食單補正》還推舉淮河流域出產的淮蟹為上佳；清代天津號稱“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張燾《津門雜記》）；而晚清民國時，在杭州出名的則是“嘉興南湖大蟹”，就像現在很多螃蟹冒稱是陽澄湖所產一樣，當時杭州賣的蟹都自稱產自嘉興南湖。

　　除了江浙一帶之外，清代最愛吃蟹的便是京津地區了。當地食用的主要是產自白洋淀的勝芳蟹。晚清時的北京人甚至覺得“北蟹”還比“南蟹”好吃得多：“蟹出最早，往往夏日已有。其尖臍者，脂膏充塞，啟其殼，白如凝脂。團臍之黃，則北蟹軟而甜，若來自南者，硬而無味，遠不逮也?！保ā肚灏揞愨n》第十三冊，飲食類，“京師食品”條）之所以作此想，無疑也與北京作為京師的地位有關。

　　現在以陽澄湖大閘蟹和崇明蟹為尊的觀念，是與上海1843年開埠之后的經濟興盛分不開的。在愛吃蟹的上海人推動下，供應上海市場的陽澄湖大閘蟹和崇明清水蟹，其名聲逐漸蓋過了之前盛行于蘇州的太湖蟹、杭州的嘉興南湖大蟹和天津的勝芳蟹。章太炎夫人湯國梨曾有詩云：“不是陽澄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蘇州?！笨上肽菚r的陽澄湖大閘蟹已名動一時。也是因為上海人愛吃陽澄湖蟹，因而在日本，大閘蟹便被稱為“上海蟹”。

　　到1949年之后，這種吃蟹的習慣又隨著一些上海人的移居帶到了香港，以至“每到秋天吃上海蟹的季節，上海菜館都要競相在店門口張貼寫有‘大閘蟹’的紅紙，這時，香港的上海人便迫不及待地前來用餐。今天，上海蟹在香港已十分有名，有些客人是慕名從日本遠道而來的?！保úǘ嘁绊毭馈断愀鄣娘嬍澄幕罚?/p>

　　很多人也許還有印象，在1978年之后，隨著改革開放后粵語流行文化的興起和廣東經濟的發展，海鮮一度極為盛行，而在此之前，上海菜一向是偏好河鮮更多于海鮮的。到1990年代初之后，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經濟重振，而食蟹之風、尤其是陽澄湖大閘蟹的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了。

　　真味：食物的“文士化”

　　一種食物的價值是相對的，其何以被視為名貴，往往取決于文化——正如中國人推崇的海參、鮑魚，在西歐市場上卻是無人問津的廉價海產。在中國，決定這種文化趣味的是社會主導的文人階層，而大閘蟹之所以被推崇，無疑與這些南方文人的口味和不斷宣揚密不可分。

　　歷代對江南食物的最早推崇，便是由于西晉時吳郡吳江人（今蘇州）張季鷹以思念家鄉的莼菜、鱸魚為由，辭官歸故里，這后來成為“莼鱸之思”佳話，這兩種食材從此被視為江南最具代表性的名菜。

　　在食蟹上也是如此。海蟹因其難得，在上古或為名貴，但稻田里的螃蟹實甚常見，它之所以被稱頌為一種珍貴的食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文人的趣味。在西歐，最早的一批烹飪著作大多是廚師所著，但中國古代的烹飪典籍，卻絕大多數是文人所寫，如唐韋巨源《燒尾食單》、宋陳直《養老奉親書》、《山家清供》，以及清代袁枚的《隨園食單》，他們本身的趣味必然反映在對這些菜式的選擇、評價上。正如王利華所說，“他們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其行為舉止、生活好尚與情趣，對社會大眾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特別是文化名人的高風雅尚、異跡卓行更往往為大眾所競相效襲和模仿，從而可在新風尚的行程和新文化的傳播過程中，發揮獨特的或可稱之為‘名人效應’的倡率作用?！?/p>

　　在中國飲食史上，最初的螃蟹吃法是“蟹胥”，胥即“醢”，指剁碎加醬料煮熟食用，原因可能是海蟹較為腥氣，故此需要這類較為重口味的吃法。漢代人多將蟹制成蟹醬或蟹齏食用，后代的糟蟹即由此而來。北朝時《齊民要術》有“藏蟹”，將蟹放入鹽蓼汁中，類似醉蟹（蟹肉性寒，故加蓼、姜增其溫性）。另一種吃法“糖蟹”，在南北朝和隋唐時廣為盛行，一度是各地貢品。這些吃飯都可謂某種“宮廷式吃法”，然而對近現代人來說，這些吃法大多已顯得相當奇怪和不可思議。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談到糖蟹時說：“如今北人沒有這種風俗，至少我沒有吃過甜螃蟹，我只吃過南人的醉蟹?！?/p>

　　在唐宋之后，中國人發明了種種河蟹的烹飪方法，清代收錄蟹饌做法最多的《調鼎集》，已有多達47種做法。但自中唐以來，一種更為文人趣味的烹飪風格也逐漸興起，所謂“物無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酉陽雜俎》）。自白居易開始，文士詩人常常樂于記詠日常生活俗事，關注普通的飲食生活，白居易本人就經常題詠一些普通但新鮮自然的食材，例如竹筍。這種風氣到宋代大大強化，許多文士詩人對日常飲食養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而他們的審美與口味大多內斂含蓄，偏好自然樸素。蘇軾等文人以筍為美味，相比起前代以牛羊肉為美味，宋人則以蔬食為美，口味更為清淡，陸游所謂“食淡百味足”（《劍南詩稿》卷八一《對食有感》三首之一）。這種風格一脈相傳，明代洪應明《菜根譚》有言：“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p>

　　由此，烹飪上也強調清淡、尊重自然本色，多用蒸煮，因為如梁實秋所言，“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方法是放在籠屜里整只的蒸”（《雅舍談吃》）。晚明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認為吃蟹甚至不用添加作料，因為它是“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成書于晚明的《西游記》，第九回曾以兩名漁樵對答的方式描繪各自的生活，漁夫夸贊水鄉生活是“活剖鮮鱗烹綠鱉，旋蒸紫蟹煮紅蝦”，“烹蝦煮蟹朝朝樂，炒鴨毳雞日日豐”、“霜降雞肥常日宰，重陽蟹壯及時烹”，可想吃蟹對當時人而言，已成為一種詩文化的田園生活象征。

　　到清初著名文人李漁筆下，合乎自然之道的竹筍、莼菜、蕈菌、蟹黃等才是最美味的食物，理由是“飲食之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近自然也”（《閑情偶寄·飲饌部·蔬食第一》），他的飲食評判標準是崇淡尚雅，而在這種觀念下，河蟹幾乎是天下第一美味：“世間好物，利在孤行。蟹之鮮而肥，甘而膩，白似玉而黃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極，更無一物可以上之?！弊鳛槊朗臣?，他認為治蟹的不二法門是：存其原形、原色、原味。袁枚《隨園食單》也強調“蟹宜獨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鹽湯煮熟，自剝自食為妙。蒸者味雖全，而失之太淡”。當然，如此推動河蟹的李漁、袁枚等本人也都是江浙人。

　　在這種文人飲食趣味的推動下，河蟹這種原本為賤物的食材越來越被視為天下美味，價格也越來越貴。按《紅樓夢》第三十八、三十九回的描寫，一餐講究的螃蟹宴，三大簍七八十斤，劉姥姥估算搭上其它酒肉，“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人們吃一種食物，其實吃的從來都是那種“文化”，用現在的話說，是在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品牌價值”，那才是最值錢的。這道理自古如此。

你先告訴我，有什么是外國人吃咱中國人不吃的？除非有確切證據表明對人體有害，咬得動的還有中國人不吃的嗎？觀音土都能吃，什么蛇蟲鼠蟻更不在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