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在鄉民長期的生活與勞作過程中逐漸形成；它被用來分配鄉民之間的權利、義務，調整和解決了他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并且主要在一套關系網絡中被予以實施。”在此，習慣法是基于法社會學或法人類學的法律多元主義的立場上提出和解釋的。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概念的提出、運用并非為了與國家法分庭抗禮，更不存在威脅國家法權威的意味，只不過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法律多元的事實或者說是社會控制多元的局面而已，這是我們對習慣法進行討論的語境，如果不是在多元主義語境下進行討論實在難以對話。因為，如果我們采用傳統法理學教科書對法的定義，那么對習慣法是否是法律的問題進行評判，可以肯定地說習慣法就不是法。因為我們討論的習慣法既不是國家制定或積極認可的，也不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更得不出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的結論。當我們采取這樣的標準來否定“習慣法”這一概念的運用時，在理論上是行得通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容易忽視“習慣法”所要表達的現實意義，即在國家法之外，還存在著某些具有法的性質，起著法的作用的規范。這對于正確認識、分析國家法在社會中的地位、影響、能力是不利的，也不利于對國家法實施的研究。

在一個案例中如果習慣法和成文法發生沖突時，哪個法更具有說服力？為什麼？

慣常來講是成文法優先，但是在實踐中，法官判案是還是考慮當地的風俗習慣的，如果習慣法保護的法益比較大的話，歷史上也出現過習慣法優先，但是很少！
因為從法理上來講，我們都知道：成文法有限與習慣法，特殊法優先于普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