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四港鎮位于啟東市境內。與市內其它鄉鎮不同，呂四（及天汾鎮，茅家港鎮）的語言及傳統節日習俗與之保持著一些差異性。呂四現使用呂四話，即通東話。該語言屬于吳語太湖片毗陵小片，與市境內其它鄉鎮的方言有明顯差異。呂四港鎮境內居民多能理解市內另一方言。在年中，呂四（含天汾及部分兆民地區）居民會在農歷七月十五日過中元節，即鬼節。而市內其它鄉鎮通常沒有此習俗。這天，家家祭祀祖先，有些還要舉行家宴，供奉時行禮如儀。酹酒三巡，表示祖先宴畢。春節時，貼對聯，吃年夜飯，家人團聚。大年初一燃放爆竹，聲音不絕于耳。呂四境內漁業產業較為興盛發達。古時一度有“小揚州”之稱，與此漁業文化頗為深厚。
中西方有哪些風俗習慣上的差異？
東西方風俗及禮儀的差異，其實最根本的在于文化的差異。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西方相對于東方文化起步比較晚,但在他們內部之間,比如:南歐和北歐,西歐和東歐,就是英國,德國內部也有著異處,然而體現著本質差異的無疑還是東西方文化間的差異。
龍和鳳在中國,龍是圖騰的形象,在圖騰發展的進一步神圣化之后,形成了龍,鳳等具有多種動物特征的綜合性圖騰形象,在我國古代傳說中，龍是一種能興云降雨神異的動物。因而,在我國龍鳳指才能優異的人，龍虎比喻豪杰志士。“龍”在成語中也被廣泛的利用，如、“龍飛鳳舞、藏龍臥虎”等。漢民族素以“龍的傳人”自稱，以“龍的子孫”自豪。我國的傳說中，鳳凰是一種神異的動物，與龍、龜、麒麟合稱四靈。鳳在中國還指優良女子,還有太平昌盛之意,舊時，鳳也為圣德。鳳毛麟角指珍貴而不可多得用來比喻有圣德的人。
在西方龍和鳳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在西方，龍是罪惡和邪惡的代表，西方的鳳，是再生復活的意思.在西方傳說神話中，龍是一種巨大的蜥蜴，長著翅膀，身上有鱗，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能夠從嘴中噴火。到了中世紀，龍演化為罪惡的象征，要不Diablo(西方的著名電腦游戲)中的魔鬼diablo是個長得很像龍的怪物,在英語中,龍所引起的聯想與“龍”在中文中所引起的聯想完全不同。要是對西方人表示贊美千萬不可用龍鳳等。
中華民族是一個渴望安定祥和的民族，因此，就想象龍、鳳是一種福音。從文化的角度上看，西方長期受宗教的影響，我國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封建思想的統治。西方人信仰上帝，與上帝作對就是過錯，就是罪惡；而我國人民信仰上天，佛祖，祈求上天能給我們帶來好運，神把龍作為自身的代表降到人間，是至高無上的象征。
東西思維方式的沖突
在歐洲工作生活了26年，現在是中國駐德國大使的盧秋田老師說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法國人在臨死以前，你問法國人，你死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法國人的回答是我想喝一杯最好的香檳酒。又問德國人，你死前有什么愿望？他說如果我還有力氣的話，我想再作一次報告。這就是德國人，喜歡作報告。我想這也許就是思維的不同,這還只是在西方內部,要說到東西方的差異,我想就更大了.
對于思維方式的特點,主要有四點:第一,思維的廣泛性.我曾看到過這樣一篇文章,一個美國人給中國人寫信，中國人看美國人的信，一看就發火,因為美國人在信的開頭，將自己的要求放在最前面，開門見山，后面才講些客套話。中國人為了保持心理平衡,把美國人的來信先看后面。而美國人看中國人的信，開始越看越糊涂，不知道對方要說明什么問題，到信的末尾有幾句才是他要說的問題,前面說的都是客套話等等。美國人讀中國人的信也是倒過來看。這種不同的寫法反映出不同的思維方式。
第二,思維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的。我們年輕一代的思想變化也正是如此。我們已經與50，60,70年代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思維方式的差異有時感覺得到但很難說清楚，也不容易反饋給對方。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第一,是義利關系問題。一般來說，西方人重利輕義，東方人重義輕利或義利兼顧。東方人的意識就是義字當先,古時的關羽不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義氣英豪.也被當時的人們大加贊賞,我想這也是由于古時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種文化意識.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這種重禮的不可忽視的原因.相對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這也正是現實主義的表現,從侵華戰爭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們的自我意識,也可以稱為不虛偽,實事求是的作風。當然,這也只是針對東方的絕大多數而言的。在東方比如中國人的生活中，謙讓是一種美德，而西方人對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數時候為了利益可以犧牲自己的義。
第二，是整體性和個體性問題。東方人強調整體性和綜合性，而西方人則重視個體性。比如中醫和西醫，中醫強調的是整體，西醫不一樣，從解剖學的角度來說，它重視整體中的局部。整體思維和個體思維之間差異還表現在交往中，比如在很多報導中，一為中國人到西方人家吃飯，當主人問今天吃中餐還是西餐時，客人很客氣的說道：“隨便。”“客隨主便。”西方人對這樣的答復難以理解，他們說一聽到撍姹銛這個詞就頭疼，不知道怎么弄好，不好操作。我們思維方式深處，認為客隨主便是禮貌的表現，是對主人的尊重，可西方人不這樣看，這就是區別。反過來看看，歐洲人到中國來，你問他今天干什么，他一定不會說“隨便”，一定會明確表明自己的愿望。今天就吃西餐，或者就吃中餐，而中國人往往較少表示個人的愿望，當我國代表團出訪時，外方接待我方代表團，對方問，各位想喝什么？如果團長說喝茶，后面幾位可能也都說喝茶。人家奇怪，怎么一個說tea，就tea,tea全下去了。
第三，是求同思維和求異思維的問題。我們中國人總是強調“和為貴”，“天人合一”等，而西方則講究多樣的標立新說。我們在感謝對方接待時往往是這樣幾句話：你們國家很美麗，你們人民很友好，你們接待很周到，等等。他們認為萬里迢迢從東方到西方，難道沒有任何一點不同的感覺，為什么一律都是這么三句話呢？后來有一個代表團走的時候，除了三句話以后，他說，我現在想提點建議。這幾個人馬上很認真聽，想聽聽代表團離開前的建議。第一條建議是希望你們介紹材料能譯成中文。第二條是你們這個牛肉能不能煮得爛一點，血淋淋的實在受不了。第三點希望你們對中國歷史和文化能有所了解。他們聽了感覺特別好，聽到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表示，能做到的我們一定做到，做不到的我們也知道你們喜歡什么了。
第四，是東西方感情表達方式的差異。在很多問題上中西方的差異是的，我敢打賭西方人看《梁山伯與祝英臺》一定看不懂，這里頭最大的問題就是中西方文化間的差異，從而造成了中國人細膩含蓄的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中國古代的大家閨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無想象，更不必說中國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時的家法等一切束縛主義的思想。
第五，是我們思維方式里經常有意會性。他們是一種直觀性。比如我們有些文章或在生活中喜歡用暗示，或者喻古論今。這種含蓄需要你去意會，所謂此處無聲勝有聲，這與西方人的直觀性不太一樣。像錢鐘書先生的關于西方與中國文化方面的對比里，更是談到了中國詩的長處，它雖然只有寥寥數十字，但表達比西方的長詩更有意境。但對西方人來說，這又是很深奧且難以理解的東西。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聯接著確切。
這就是一般西洋讀者所認為中國詩的特征。濟慈名句所謂：聽得見的音樂真美，但聽不見的更美。還常常用問句作回答，以問為答，問而不答，讓你對下文有著無限的憧憬和想象。
造成的教育差異
兩種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兩種不同的教育制度。極其鮮明的對比體現了處在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孩子，先說西方的教育，從體制到政策實施都近乎完備，一批批的孩子們都十分良好的接受高級的教育，唯一的缺陷是在這種情況下，有部分的學生養成了很多驕奢的習慣，也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他們的教育環境比起中國的簡直好之又好，他們的主體是過于培養孩子的自我能力和素質，這也是鄙人比較欣賞的地方。從小時就鍛煉他們自己的生活能力，在國際夏令營中明顯看出他們的孩子比我們的要堅強的多。我想，這也有著一定的環境因素吧。
比而較之，中國的素質教育總也不能盡善盡美，除了環境因素外，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文化的背景太深，很難改變這種傳統。還有，中國的素質教育過分強調應試能力的培養，往往忽視了對能力的培養及自我能力的提高，這就在根本上造成了中國學生在國際競賽的水平很高，而生活則遠不及人。在中國有很多學生對教育不滿，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兩種等級。
我想，兩種不同的教育制度并不能說明孰好孰壞，這只是兩種文化及社會制度的產物，他們各有好壞，我們應該互相吸取對方的好的方面，使得教育在不同的土地都得到良好的發展。
造成文化差異的原因
周老師說：“中國是陸上文明，而西方是海上文明?！边@話很有道理。一個是東西方社會發展的道路不一樣，中國長期農業社會和小農經濟造成我們大陸文化的民族心理。這種心理的特點很大程度上是強調一種鄉土情誼，一種鄉鄰的情誼。我們不是說，人生有四大喜事嗎？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知”這在西方國度一定很淡漠，他們如果在國外遇到一個同鄉，不會很激動，而我們的華僑，在外面有很多同鄉會，西方人一般沒有同鄉會。我們經常講本土本鄉，甚至講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等等。這些跟我們的長期農業社會都很有關系。還有落葉歸根的思想，這都帶有很濃厚的情，這種情的因素恰恰在西方很淡薄。
另一個是中國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多民族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是以儒家為主、兼有諸子百家各學派的文化。這種傳統文化的特點之一是強調整體的定性思維方式，這與西方文化強調個體局部的實證思維方式大不一樣。西方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儒家哲學體系里強調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先是修身第一位，也就是講究道德文化；西方的哲學思想強調的是分析，就分別形成了側重整體思維或個體思維的差異。
中西方的文化有著很多的差異，也存在著很多分歧，其中的很多習俗也產生了很多笑話。但是，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點就是這些都為人類的文化發展歷程，這些東西文化的差異不能說誰優誰劣，這是客觀形成的，它們的存在必將引起人類文化的繼續發展，在當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國家都不可能丟掉或擺脫自己的傳統文化。因此，來自外部的強加或內部的叛離，都不利于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