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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是智慧的學問，而智慧之樹常青。人類的智慧、特別是哲學智慧猶如生生不絕的源頭活水，滋潤和啟迪著社會與文明的進步發展。

中國哲學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中華文明智慧的集中的體現。學習中國哲學不是單純的知識積累，而是在樹立深厚的歷史感的基礎上并以全部歷史經驗為內容的智慧的熏習，哲學的思維與時代精神的脈搏始終保持著同步的跳動。


中國，古人稱天下中央之國也。自從盤古開天地，普天之下，共分為九九八十一州，中國居其一，名“赤縣神州”。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三皇五帝到如今，由總稱為“華”族的諸民族的文化匯聚而成的中國文化，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歷程。在這條寬廣深厚的歷史長河中，我們的先輩們創造了多姿多彩、絢麗壯觀的優秀傳統文化，并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國文化，這里主要是指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主要的文化形態之一，是全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適應于中國社會在地理環境、經濟結構、民族心理、語言文字、思維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最終成形為獨具特色的中華民族文化。故中國文化與一般的人類文化就既有同一的屬性，又有明顯的差別，在她的身上，鮮明地體現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機統一。

“文化”一詞在中文，本是指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意味著人以其所創造的各種器用、制度、語言、行為和觀念等非自然的產物來對所謂“天下”、實即人所面對的整個世界施加影響，從而使“人”區別于物，并使世界在一定的層次和意義上符合人的目的和需要。在此意義上，文化也就是人類對自然和世界的“人化”。

“人化”既然反映的是人的目的和需要，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也就在文化諸要素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哲學的智慧正是從這里開始發源生長。哲學通常被認為是關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學問，愛智慧乃是“哲學”的本分，哲學對人的意義，首先就體現在對人們“化成”世界的活動和人的日常生活實踐給予切實可行的理論指導，它在整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也就由此而表現了出來。那么，要想了解中國文化，就應當學習中國哲學；而一旦通曉了中國哲學，也就從根本上認識了中國文化。

中國哲學智慧是中國哲人在追求真理、也即“聞道”、“求道”的實踐中所取得的智慧之果，它體現的是精神的自由和自覺。哲學智慧與解決日常具體問題的實用型智慧密切相關，但二者之間又存在著層次的區別。從“智慧”一詞的發端看，孔子講“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老子言“智慧出，有大偽”，墨子則認為不應當讓“不智慧者”來治理國家，他們都沒有明確界定“智慧”的內涵，因為模糊性本來就是中國哲學的一大特點。但從總體上看，“智慧”的運用既涉及到人應對實際問題的聰明才智，又體現了人的意識的自覺和理論思維的水平。孟子說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這里的“智慧”顯然是日常實用型智慧，因為它還沒有上升到對“勢”的思考，只有善于“待勢”和“乘勢”之人，才能取得事業的成功。而這正體現了哲學的精神。從而，哲學智慧超越于日常實用型智慧，因為它的宗旨是探求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向往的是終極的理想境界，并為此而形成為一整套特定的思維范式和理論體系。所謂“上智”、所謂“大偽”的意義，也都可以從這一角度來給予解釋。

中國哲學智慧植根于中國哲學固有的概念體系，智慧的火花遵循著邏輯和歷史一致的原則，在歷史的進程中源源不絕地從中國人的思維中迸發，并通過對先哲們心靈和思維的啟迪，最終促成了他們對“道”的解悟和由此而帶來的精神的超越。中國文化傳統正是在中國哲學智慧的不斷生成之中一代代傳承下來的。

中國哲學又稱中國哲學史，“史”的概念意味著中國哲學智慧的重心是定位在中國古代、亦即傳統社會的哲學思辯，它要求揭示中國社會在保持其完整獨立的社會形態時成型的理論體系及其發生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通過對它們的學習，不但可以增進我們對前人智慧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加深對民族文化傳統的認同，觸發我們的創造性的靈感，以無愧于祖國和時代的召喚。

中國哲學發展的道路和走向無疑與全人類哲學的整體發展導向相聯系，但它更是與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相適應的。在整個人類的歷史進程中，中國與其他國家、主要是西方國家從中國哲學形成的先秦時期開始，雖然大致都經歷了一個“軸心時代”，出現了一批標志著人類的覺醒和精神的解放的歷史文化名人及其輝煌的代表性成果，在他們之間，其文化修養和理論造詣也有著若干的相似性，但從更為根本的意義上說，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已經走上了各自有別的發展道路。

一、中西哲學的不同背景

中國古代社會是建立在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的基礎之上的，它的經濟基礎是以分散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與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國家工商業和貿易興旺發達的情況迥然有別。自氏族社會解體和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中國雖也出現了奴隸制的社會國家制度，但其奴隸制的發展卻是以“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結構來實現的，天下為“公”與天下為“私”反映的是同一的歷史事實。即使在春秋戰國以后，土地的國有和私有共存也始終是古代社會的基本現狀。

與中國奴隸制社會的不充分形態形成對應的，是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始終一貫的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得十分完善和鞏固。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走過的道路卻完全是“背道而馳”。古希臘羅馬的城邦奴隸制成為奴隸制社會的典型形態，而歐洲君主專制政體則又十分晚熟，乃至后來成為了資本主義新經濟形式的庇護所和支持者。故當西方文明的奠基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在古希臘城邦奴隸制穩步發展的基礎上建構他們的哲學體系，并從而最終奠定其哲學發展的基本格局的同一歷史時期，中國已開始了由分封的諸侯國通過兼并戰爭而走向“天下”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道路。以孔子、老子等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家群體的出現和中國哲學的成形，是與當時奴隸主階級向地主階級的權力過渡和“大一統”封建專制國家的建立過程相伴隨的。

西歐封建君主制的姍姍來遲，帶給西方人的是神學主宰一切和哲學的停滯倒退。而中國哲學在封建社會卻獲得了最為充分的發展，基本上是穩步前進的。其間雖也有過小的曲折，如兩漢經學的神學化和隋唐佛學的興盛，但中國的神學從來沒有在整個社會占據支配地位。中國哲學對神學（主要是佛學）的批判，是由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們以自我批判的形式來進行的，它大致在12世紀的北宋王朝時期便已基本結束。西方哲學對神學的批判則是在四個世紀后由資產階級的思想先驅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學革命等形式來完成的，它反映的是新興的市民——資產階級對封建主階級的斗爭。

在這以后，西方社會進入了近代歷史時期。自然科學和工業生產加速發展，機械力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與此結盟的唯物主義哲學也因此而帶上了機械論的色彩，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比較流行。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西方文明的這段歷史時，便提出是唯物主義將主觀能動性讓給了唯心主義，唯心主義則抽象地發展了主觀能動性。從而在哲學領域出現了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的對立，最明顯的表現，便是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對黑格爾絕對理念發展的辯證法的斗爭。與此不同，中國無論哪一派的哲學家都沒有明顯的形而上學傾向，都是重辯證法的。如果套用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哲學發展模型，則中國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們沒有將主觀能動性拱手讓給唯心主義去發展。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社會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國哲學學派的二分對立格局沒有像西方哲學那樣嚴重和陣線分明。

1840年以后，伴隨著中國社會形態的變化，中國的哲人們開始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哲學形態由古代哲學向近代哲學變形，但雙方仍有巨大的差距，不可能完全同一。中國哲學始終是受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矛盾制約和推動的，它反映和表現的是幾千年歷史積淀而成的特殊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我們也就不可能用一把簡單的尺子來籠統地評價中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優劣高下，而是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不同民族都有適應于自身文化背景和特殊社會需要的哲學思維形態，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應妄自菲薄，肆意貶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理論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