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經濟非常繁榮。貴族和平民百姓，對吃喝玩樂都非常有追求，宋朝的夜市多種多樣，有小吃店、茶館、賣小商品、還有賣藝、有雜劇、影戲、說書、跳舞、雜技表演等等，還有到澡堂子搓背、按摩、修腳。
琴棋書畫，歌舞升平，吹拉彈唱，花街柳巷，觥籌交錯，大小賭博，偷雞摸狗……
《水滸傳》中，有很多“好漢”，干的都是殺人的勾當，北宋末年社會治安真的那么差嗎？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歷史當中，社會治安問題不是我們現代社會理解的“社會治安”。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明程度條件下的“社會治安”根本沒有可比性。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無論是所謂的“太平盛世”還是“動蕩亂世”，都一直存在著一個游離于主流社會的另外一個社會，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江湖”。
江湖的存在，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社會形態特點，這個特點其實在整個人累的封建社會階段都存在。
江湖的存在，也是一些特有的現象存在的基礎。比如幫派，比如草寇，比如匪患，比如私刑，比如江湖規則。這些和封建社會的“社會治安”的好壞有著直接的關系。
回到北宋末年的社會治安。北宋末年的社會治安水平和北宋的朝廷有直接的關系。在北宋末年，朝廷的荒誕腐敗程度已經非常嚴重，最直接的原因是那個著名的“才子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是一個才子，但是卻是一個完全不合格的皇帝。相對于對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以及山水園林的興趣愛好甚至是癡迷成都要遠遠高于當皇帝。這位“性格輕佻”的皇子，當上皇帝屬于偶然，但是他當上皇帝之后，對他來講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隨心所欲的“為所欲為”，包括大肆進行自己喜歡的園林建設?？梢哉f在宋徽宗時期，社會狀態基本上就是以“江湖規則”為主流，這是和當時的朝廷的“不作為”以及“亂作為”分不開的。
在北宋末年，由于朝廷的“不作為”和上行下效的腐敗墮落，導致的內憂外患十分的嚴重，但從內部來看，從皇帝到最基層的地方官員對于百姓的壓榨，在小說《水滸傳》當中表現的十分明了。宋徽宗的“酒色財氣”，高俅的“飛揚跋扈”，蔡京的“陰險狡詐”加上那個著名的“生辰綱”，就是陽谷縣令不也是把自己在職期間搜刮的民治米糕讓武松押送回自己的老家了嗎？
在這樣的一個極端糟糕的腐朽沒落的統治之下，盜賊四期，山頭林立，殺人越貨乃至私刑成風就是那個時期的“主流”。在民不聊生的時代，造反就成了一種無奈的選擇。小說《水滸傳》就闡述了一個觀點，那就是“官逼民反”，也就是所謂的“逼上梁山”。這個“逼”字，并不僅僅是都像林沖一樣被高俅逼的走投無路，而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統治階級的腐敗，讓殺人越貨，占山為王成為了“正義”的行為。這種行為就是“替天行道”。
其實，就市井百姓來講，社會治安問題已經比較嚴重，潑皮，幫閑，惡霸，幾乎是普遍現象，就像李鬼那樣的廢物，也敢扮演李逵劫道，說明那個社會，只有變得像李逵一樣才能嚇住別人。
當一個社會，不講法度，不講秩序，不講社會道德。而是比“誰比誰更惡，更兇殘，更壞”的時候，社會治安會好嗎？
俗話說得好，藝術來源于生活。《水滸傳》雖然不是成書于北宋末年，但是它的故事原型卻是地地道道的宋朝往事。而他們的故事與宋朝政治、經濟制度密不可分。
寬松的人口流動
宋朝有別于其他王朝的一點——移民政策非常寬松。春秋戰國時期，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各種資源。各國紛紛推出了自己的戶籍政策。戰爭中所需的軍費會以稅收的形式均攤到每個“戶”上，戰爭所需要的兵丁會以“戶”為單位抽取。每個男子成年后，需要離開父母，單獨“開戶”,給各自的諸侯國增加“戶籍”。時人將這套政策稱之為“編戶齊民”。
可以看出，這套政策就是為了將國土上的國民變成“資源點”，國君派出的流官就是“農民”負責“采集”資源。它本身只有掠奪，沒有付出，老百姓不是傻瓜自然不樂意。于是，經常有人逃亡進深山老林，成為“黑戶”?！翱琳陀诨ⅰ钡墓适轮校鬃佑鲆姷膵D人就是個中典型。人們寧可冒著被老虎咬死的風險，也不愿意在“編戶齊民”的區域生活。
這種“消極抵抗”的政策，固然不如起義這種“積極抵抗”來的痛快。但勝在連綿不絕，且成本相對較低。各國國君為此十分頭疼，每逃走一個國民，就意味著朝廷少一個“資源點”。在戰場上，“資源點數”少的一方，更有可能被亡國。
【當然關隘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收稅】
于是，歷代政府都嚴格控制人口的流動。老百姓必須要向官府申請“通關文牒”或者“路引”之類的通行證，才能在指定范圍進行遷徙。但是，沒有錢沒有關系的普通人，要想申請到通行證，難度系數十分高。不然玄奘也無需冒險偷渡。朝廷在各個交通要道都有關隘，除了征收過往商旅的賦稅外，還要盤纏每個人的“通行證”。名義上是為了搜索可能的罪犯，實際上是為了限制人口的隨意遷徙。
時間來到唐朝，隨著兩稅法的改革，人口開始與土地“解除綁定”。當局不再局限于將人口束縛在土地上，掠奪他們的資源。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各種政策加速農村人口向城市云集。城市人口稠密，相對容易監管、征稅，相比過去的舊辦法還人道許多。宋朝商業得以繁榮發展，市民階層快速崛起。城市的繁榮又反過來，刺激鄉村人口向城市移民。有宋一代的人口政策得以成為歷代最人道的。
可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城市化必然拉大貧富差距；人口高速流動和商業化，也讓人們有了金融方面的需求。當正規的國家信貸無法滿足他們時，借貸容易的民間機構就會應運而生。但這些民間機構沒有官府的強制力，所以急需武力來保證自己“不吃壞賬”。這時候，黑社會就會登上歷史舞臺，這也是全世界主流黑社會的起源——放高利貸。從這方面說，宋朝繁榮的城市經濟，也是“梁山泊”的天然溫床。
悲慘的農民
前面提到了宋朝的商業十分繁榮。但這個福利只有市民階層，才有資格去享受。對沒有辦法在城市謀求一席之地的農民而言，宋朝是個最壞的時代。
比如剛才提到的“兩稅法”。它固然解除了人口與土地的綁定，但也變相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比如將實物折合成現金時，經手的官員會大力壓縮實物的價格。等到真正折成現金時，卻按照真正的物價報備支取。這種行為就是我們熟知的吃回扣。偏偏宋朝冗官的弊端，導致官員數量巨大，各種關系網絡錯綜復雜，無法從根本上治理類似問題。
農民們自然知道被官員剝削的事實。奈何官員歸屬朝廷，若敢于反抗就意味著違抗公權力。大部分農民秉承著中國人“不餓死不造反”的信念忍耐著。但是，小部分敢于反抗的人依舊給王朝帶去巨大的麻煩。根據現代人統計，宋朝的農民起義數量比之前的任一一個王朝都多。雖然，因為國家政策關系，無法形成類似黃巾起義、黃巢起義這種席卷全國的大規模反叛。但是，其數量之密集，分布之廣泛，堪稱前所未有。這也是“梁山泊”們的另一大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