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爾多斯高原的南部，有一條起源于陜西省西北部的白于山北麓、由西南至東北彎彎曲曲穿行在毛烏素茫茫沙海中的河流，當地蒙古族群眾稱其為“薩拉烏蘇”（蒙語，“黃水”的意思）。

1922年，法國天主教神父、博物館學、地質古生物學家、中國北疆博物館（今天津自然博物館的前身）創辦人桑志華（Emile Licent）, 在鄂爾多斯薩拉烏蘇河流域考察時，在家住邵家溝灣的當地牧民旺楚克（漢名石王順）的引領下，采集到許多哺乳動物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器和三件人類股骨化石。1923年7—8月份，桑志華與另一位法國天主教神父、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Charain），再次風塵仆仆來到薩拉烏蘇，在楊四溝灣進行了科學發掘，良好的地層堆積和豐富的動物化石、人工打制石器等，令他們驚嘆、興奮不已。在近一個月的發掘工作中，他們由崖面向內掘進了10余米，向兩翼擴展了200多米，在舊石器時代文化層中清理出2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還有大量的破碎動物骨。在后來進行的實驗室整理過程中，于一堆1922年采集的羚羊牙齒和鴕鳥蛋化石碎片中，意外的發現一枚幼兒的左上外側門齒，經當時體質人類學權威，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學系主任，加拿大人類學專家步達生（Davidson Black）研究，命名為“the ordos Tooth”（鄂爾多斯人牙齒）。這是中國境內發現的第一件有準確出土地點和地層紀錄的人類化石，也是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學依據的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存。這個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古人類學及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史上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發現，立即在國際上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二十世紀20年代以前，由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一直未發現確切的和古人類活動有關的資料，加之受“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影響，因此，中國及亞洲地區究竟有無以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為標識的早期古人類活動行蹤，還一直是個懸而未決之迷。有關中國古人類學資料的最早記載，當屬1903年德國古生物學家施羅塞爾（M.Schlosser）在他的著作中記錄的一枚據說來自中國的人類牙齒化石，但由于這枚牙齒化石是從北京中藥鋪的龍骨中撿選出的，關于它的出土地點、出土層位等情況一無所知，因此，科學家們對它的認識僅限于牙齒本身，對其它相關問題的認識還無從談起。此后，美國傳教士埃德加（J.Edgar）陸續在湖北、四川的長江沿岸采集到一些石器，但由于材料稀少，加之出土層位不清，記錄不詳，對它的可信程度質疑頗多，因此在學術界亦未產生多大影響。直至1920年，桑志華在甘肅東部慶陽地區的黃土層和黃土底部的礫石層中發現的3件打制石器，才是中國境內首次發現的有確切出土地點、層位，有可靠的年代學依據的古人類加工制品，成為公認的中國舊石器科學研究史的開端。而對薩拉烏蘇的考察和科學發掘，不僅發現了有確切出土地點、出土層位的古人類化石，同時還發現了與之伴出的人工打制、使用的石器等，從而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擊潰了有關“中國無舊石器文化”的謬誤，為這項科學研究工作的開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正式拉開了中國乃至亞洲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的帷幕。也正是由于有了這樣一個良好的開端，遂引起世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和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眾多學者紛紛踏上這塊充滿神奇色彩的亟待開墾的處女地，機構、技術、資金源源涌入，在此后的短短幾年內，北京人、山頂洞人等便如雨后春筍般相繼面世，中國由一個就是否存在遠古人類還爭議不休的地區，一躍而就世界古人類四大進化鏈之一的輝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