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很復雜，但其實一句透過現象看本質，只要不過于夾帶偏見和情緒，實際在今天也可以想通的。

客觀說起來，元朝其實在蒙古前期包括忽必烈在位的大部分階段，然后在元末才是屬于問題所說的矛盾比較尖銳時期。前期屬于他們征服各地，那么矛盾這個問題本來就沒法避免。加上由于蒙古武力征服幾乎是中華歷史之最，當然蒙古攪擾各地（幾乎是亞洲全部，東南亞海上都沒避免，然后和歐洲的一半吧）的印象自然就比較強烈，顯然各地各族民眾就是一個征服和被征服的關系，確實很嚴酷，這個按說不難理解。

至于元末的原因，這個是元順帝自己推翻自己的政策，繼位之初是伯顏管事，比較排斥漢法和漢人。但由于脫脫的上位，本來已經緩和了矛盾，而且已經初步解決中原因為災害和前期壓迫的起義，但是由于更改鈔法，遭到失敗，把脫脫撤換，各地義軍再次蜂起，這時候，元順帝基本已經放棄挽救，也沒有人可以理順大局，所以元朝才最后失敗。但這個在歷代末年來說，也并不算是特例。

真正可能問題的本質在掐頭去尾的中間幾十年，元朝到底是一個什么情況，很多人是不大清楚的。也是筆者想解釋一下的。核心就是元朝到底這個所謂等級制度是不是事實。

等級制度的說法其實爭議很大，不能說蒙古方面的優等情況不存在，但也不宜過分夸大。蒙古元代隨著完成征服，情況也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到底采取漢法還是采取草原舊俗，一直都非常矛盾。

前期有兀魯思制度，貴族的領地下面的人就是我們理解的奴仆，一些所謂法律比如扎撒本來是偏向蒙古頭領啊勛臣的，他們進入中原就影響到對漢人的態度，有些律令記錄的狀態要看階段，也的確要看推廣情況。從忽必烈到最后的順帝，漢化和對漢人大臣的重用，不論當官還是當小吏的，肯定漢人還是多數，漢人并不是想象那么糟糕和不堪。

說到漢人比蒙古地位低，這個肯定不能回避，比如早期崇尚軍功時期，肯定主將是蒙古的領大功，其他部族的再以資歷地位逐級，但四等人制度化的說法應該是野史，一般認為是清代以后的屠寄翻譯史書帶出來的，沒有其他資料輔助證明，實際更普遍的現象還是勛臣優待的制度化，比如蒙古早期有幾次著名的大分封，成吉思汗、窩闊臺、蒙哥到忽必烈，真正有特殊優待的還是早期那大批勛貴家族子弟，這個和其他朝代沒有太大差異。但早期實行了兀魯思封地，的確分給這些勛臣以后，領地下的百姓就是奴仆化，這個就讓今天的人感覺難以接受。但是蒙古分封主要還是塞外和邊地，元代和我們傳統朝代認知是不同的，他們把草原視為腹地，南方沿海才是他們的邊疆，所以看待元代不能完全用對其他朝代的角度，這也是前面說蒙元史門檻高的，很多切入視角要進行轉換。

比如漢人還是有世侯萬戶家族客觀存在，根據投靠蒙古時間的早晚，所謂混到上層的漢人并非沒有，甚至還可以說不在少數。

個人感覺是，等級現象任何時代都有，蒙古元代的確有特殊性，但沒有必要過于夸大其詞。假如要說歧視，契丹有韓德讓這種漢人做到一人之下的案例，蒙古對契丹也有耶律楚材，漢人也有劉秉忠，盧世榮，王文統，賀唯一許多或宰輔或心腹的大臣，連金代、北魏、前秦類似相信都可以舉出類似案例，偏偏要說漢代、宋代、明代這種純漢人朝代對其他部族人才重用，有做到宰輔級別的嗎？所以，感覺狹隘的心態并不利于對歷史的認知。

所以，假如客觀來看元朝南方原來的宋朝地區，元代統一中原以后的策略總體是寬容的，去除了所有宋代的雜稅，宋代由于要應付戰事，加派民間雜稅堪稱歷史之最，而元代為了恢復民力，同時也為緩解南方地區的敵對，基本只收基礎兩稅。加派雜稅在平時幾乎沒有，比如特殊的牲畜、鹽、茶、酒這些東西的稅是正常狀態，不屬于特別過分。正因為恰恰忽必烈之后的元代諸帝不重視稅賦的打理，因為一涉及理財，就容易被漢人士大夫和民眾抗議，而上層生活又比較豪奢，被經濟拖垮是元代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事實上元代中后期非常崇文，中原的理學風氣濃厚，根本和宋朝沒什么區別。元代的問題嚴格來說，并不是我們在這里糾結的蒙古和漢人的矛盾問題，至少從忽必烈完成征服以后，基本主流問題就開始變了，一個是他們高層內部對大汗位的爭奪，武宗之后就多次發生變故。

一個是官員階層迅速崇文改變，出現了很大的內部不適，到底該完全漢法，還是保留草原傳統，但是社會民間與朝廷內部是脫節的，地方雖然不重視經濟，但貪腐卻很嚴重，因為蒙古崇尚奢靡生活，這個時候就與漢人歷來文官小吏的弊端聯系到一起，也是最后從經濟上拖垮元代的重要原因，也是朱元璋后來還會大力懲貪的根源。朱元璋總體還希望扭轉官僚階層的習氣，比如出現一個宗室、官員待遇空前“低薪低俸”的狀態，不僅僅是說官員，對宗室的待遇也很低。自然無法滿足情況，反而再次促使上下歪風邪氣。